浅谈刘璋小说中涉及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因素

闻名山西的清代作家刘璋曾经创作了4部才子佳人小说,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价值。文中以刘璋的才子佳人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联系清初社会、经济状况,探析小说中所反映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真实状况。     

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

本文依据清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全国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具体地分析了每一种经济类型生产力发展的概况、阶级关系及其在全国经济上所占的比重，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政策。作者指出，这种划分方法，目的在于说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适当地注意这一点，对于全面考察清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总体水平，或许有所裨益。     

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的宏观考察

粮食贸易,尤其是其中的米谷贸易,发展迅速,影响巨大,是清代前期(1644—1840)历史上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经济现象。宏观考察这一重大经济现象,对于研究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探讨清代的商品经济,把握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乃至对研究我国现代的粮食生产、粮食商品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都是极有种裨益的。     

浙派诗人集群研究述评

浙派诗人集群是清代中期具有独特创作个性、人格去向和诗史意义的诗人群体,在清代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其研究状况却与其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匹配.文章以1911年为界,对浙派诗人集群的研究状况加以梳理和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对于这一诗人群体的研究加以重视.     

贵州古代科技发展概略

贵州古代的科学技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这一方面与贵州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民族状况有关。从历史上看,贵州的社会长期落后于中原,直到清代改土归流前,尚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土司统治,仍停留在封建领     

清代扬州经学家及其著述

地方艺文志主要著录本地区之著作,对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和查考地方文献,对于全面查清全国古代文献资源,意义和作用极大。本文便是在编写《江苏艺文志·扬州卷》基础上撰写而成。文章主要介绍了清代扬州经学家朱泽}云、王懋竑、汪中、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焦循、阮元、刘宝楠、刘恭冕、刘文淇、成孺(蓉镜)、刘师培等,及他们对经书、经学史研究的著述。文章所列众多的著述篇目,显示了清代扬州经学家的学术成就和在清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代女子上装浅析

清代女装是我国古代女装发展的巅峰之作,其华美的服饰在我国民族服饰中也独树一帜,清代女子上装更是对现代服装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分析了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女装款式和清代女装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阐述了清代服饰在我国服饰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的经济、政治、满汉文化的融合对清代女子上装的变革所起的作用,以及清代服饰对我国现代服饰的影响,指出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清代服饰对于现代服饰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古代蒙古族妇女权利与地位研究考述

在史学变革和妇女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的妇女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进入繁盛阶段,地域和民族的妇女史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古代蒙古族妇女权利与地位研究是古代蒙古法制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于古代蒙古族妇女的权利与地位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大量搜集整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综合性研究、婚姻权利、经济权利、人身权利、社会地位、政治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考述,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清代河南农民粮食净收获量的估算

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粮食净收获量是一个反映清代河南农民贫困状况的可以量化的指标。从清代河南农民粮食总收获量及粮食负担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估算出清代河南农民的粮食净收获量,从而可以看出清代河南农民贫困的真实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清代河南农民贫困程度定量研究的不足。     

试论古希腊人的工匠神赫费斯特

赫费斯特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工匠神 ,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在他身上 ,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对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的鄙视 ,另一方面又充分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对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的重视。前者的实质是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 ,后者的实质是基于经济角度的产业重视 ,后者代表了希腊人手工业思想的主流 ,反映了荷马时代手工业的状况及手工业者的地位和作用。赫费斯特的形象是驳倒城邦社会农业特征论的一个例证。     

《通雅》音训特色及其对清人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其《通雅》中大量使用音训,并力求使音义关系的研究科学化。他明确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主张,对清代训诂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侯外庐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清理发掘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卓然成一家之言。他研究清代学术史是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出对现实的深深关注。他始终以社会史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把社会经济视为解释、理解学术思想现象的基本立足点。他从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及思想剧变的历史关节点入手,探索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运用跨学科等多种方法研究清代学术史,为我们树立起“实事求是”与“学贵自得”的一代优良学风。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绿营兵"营制总册"管窥

绿营兵营制总册是清代有关绿营兵基本情况的档册记录,目前学术界既无此类文献的研究论著,也较少将其应用到清史研究中.营制总册作为最为原始也颇具权威性的绿营兵资料,是清代政书、史志"军制"、"武备志"等篇目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补充、考辨史志有关绿营兵的记载以及加强研究清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赖特建筑思想与徽派古村落生态设计思维的比较研究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的“有机设计”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以“流水别墅”设计思想的解析为例,实地考察安徽古村落建筑群,以苏州古典园林和日本建筑为中介,比较赖特建筑设计与徽派民居的异同,分析其共有的徽州文化与建筑生长思想,阐明生态设计思维的基础和发展总趋势。     

广州黄埔古村外贸活动特色旅游发展机理分析

200年前,黄埔古村是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的外港,史称＂粤海第一关＂,在国际商贸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0年后的今天,历史转了一个圈,黄埔古村有幸与＂广交会＂相遇;这为复兴其历史文化,打造国际化的旅游品牌,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作好准确的市场定位、进行科学的产品开发,采取产业化的营销模式,方能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历史治乱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因素

古代中国王朝的周期性崩溃,与土地资源有限条件下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有关。人口的增加稀释了人均生存资源,生存资源的紧缺又加剧了社会冲突,最后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能摆脱这种"治乱循环"的困境。从系统论角度看,以土地为核心的生存资源构成相对不变的边界条件,人口数量是一个有起有落的变量,"改朝"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形成的历史振荡。明末以来一些思想家对人口数量自然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有所认识。中国自清末以来人口基数增大,人口的质量受到关注,但土地问题仍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有很大关系。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原因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时代动力,转型过程仍受中国文学的传统影响。古代文学发展的式微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变革压力为文学近代性的最初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人重新定位价值方向和精神需求的一种反映。但文学形式具有民族性,通常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民族审美心理的趋向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近代文学终究无法摆脱中国文学的古代影响,也无法突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形式。     

论刘知幾学派的史学风范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与其友人论道讲学,互相影响,在事实上形成＂刘知幾学派＂。在当时史馆修史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坚守＂彰善贬恶＂的史家职责,主张＂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展现出史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种史学风范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