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治理视角

作为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要求,乡村文化的振兴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功能主义的文化论出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其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以乡村文化振兴的村落实践为例,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分为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指出在当前的乡村文化实践中,农村村民作为文化的内生动力,会出现"熟悉的陌生人"和"选择性漠视"等认知困境,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文化的外在激活力,亦面临文化认知、实施过程和体制机制矛盾等实践难题。乡村文化的振兴需以外激内,以政策供给破解内生动力的生成困局,以政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消解实践难题,为内生动力提供可持续的发展保障。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转型: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基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

以村落建筑与布局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以家族权威与伦理秩序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和以民风习俗、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乡村文化的有机统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乡村社会独特而丰富的乡村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为乡村文化物质载体的村落大批消亡,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进入或消失、或共融、或变异的转型期。在此转型期,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提出重构融汇传统与现代性的乡村文化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西藏乡村政治结构中的家庭、村落与基层政权组织——以拉萨市娘热乡为中心的考察

文文从西藏拉萨市郊区一个乡村社区中乡村政权组织运行机制,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家庭、乡村基层组织职能的演变,以及村落认同等方面,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探讨了西藏农村社会组织的组成方式,进而说明了西藏乡村政治结构下和家庭、村落、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视角下村落社区组织人才培育机制分析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和精神文化保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村落社区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而村落社区文化组织人才的培育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农村社区组织人才的培育必须与村落社区重塑相结合,对村落社区进行组织化再造,让人才培育融入村落社区日常生产生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村落社区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才能为整个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组织人才保障。     

流动耕作农户的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大量以户为单位的农民流向异地农村并逐渐替代流入地农户,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劳力支撑。通过分析这一流动现象,探讨流动农户与流入地农户的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认为:现阶段乡村流入群体与当地村民之间的关系处于从适应到社会融合的过渡阶段,具体表现为心理或文化上的"敦睦"、经济上的"新二元关系"和农村户口的排他性。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村社分离"措施以促使村落由生产共同体转变为生活共同体,是消解乡村不同群体身份相互排斥的关键。     

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蒲韩乡村社区:我们家园我们建——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自组织模式

17年前,寨子村乡村女教师郑冰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农技推广工作中。她带动妇女们学习农业技术,开展家庭教育,文娱活动,将一种积极向上、追求上进的文化理念输入到村落中,满足村民们的文化需求。她发起成立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农民协会"登记的社会组织,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有机农业联合社为核心的合作社联合体。郑冰不断引导农民改变传统观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仪式与“村落共同体”——以日本仙台秋保町马场村送葬仪式为例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农村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转型期,农村土地分化,农业生产家庭化,传统的以"本家"和"村组"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社会受到冲击,大量过剩的农村人口外出求职,农村人口老龄化。如今在日本,传统村落已经终结的说法不绝于世。但是,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葬礼仪式却表明,村落葬礼仪式不仅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延续社会构造、整合社会秩序、强化集体情感的功能,而且还是村民文化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在维系村落"共同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日本村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延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路径——基于永泰县的案例研究

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是对乡村文化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有力维系。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能够通过发挥社会多元主体重要价值与功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基于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生成逻辑,探析传统村落保护的行动系统及协同机理。以福建省永泰县为例,梳理和阐释其在发挥社会力量、提升传统村落保护效能上的经验价值,提出社会参与下传统村落保护实现路径：优化传统村落保护人才开发机制,推动社会力量与社区主体的融合,加强社会协同的民间融资和信用监督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与特色村落的价值定位及发展类型——基于云南考察

乡村是承载我国农民生活意义的场域,是连接集体记忆和面向未来共同价值再生产的桥梁。我国农村的区位、文化、生态、民族等构成乡村振兴内涵式差异化发展的要素和资源优势。就特色村落的价值定位而言,要充分彰显村落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和文化性四重价值,以不可替代性资源为特色村落振兴的底色,凝练村落文化品质和提升村落竞争力。在村落价值定位基础上,云南应以特色保护型村落、旅游养生型村落、国门形象型村落、红色教育型村落和郊区功能型村落为振兴实践类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道路。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     

“不在地主”概念之厘定

"不在地主"的界定应以乡土社会中最基本的群体生活单位——村落作为界定点,其学术概念的重新厘定,不仅可探究"不在地主"与村落间存在的深层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推动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权力结构、乡土社会认同观念、乡村经济结构、乡村经济及其发展趋向等问题的研究。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