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义,其历经三十多年的政策演进和法治化推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实体规范不足、正当程序缺失、责任机制弱化、动力机制不足等问题,需要从扩展法律适用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强化参与责任机制、提升公众法律意识等方面加以健全和完善。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论我国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基本范畴

在我国,政府行政决策具有特殊性,往往关涉全局抑或区域。结合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的运行特点和行政权力的历史惯性,希冀提升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即须以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的法治化为基本制度保障;而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又须以坚实透明、有机交融的高层协商民主和草根协商民主为前提条件。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建设的重点离不开"三结合决策机制"的法治化,即着力夯实从国家到地方的各个层次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制度体系。唯有社会力量的有序介入和社会智慧的有效植入,才能使得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获得制度性的保证。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话语共识与协商回应：文化宣传类 提案的传播互构研究

全国两会协商民主过程中,提案议题的发起、协商与回应关系到公众的话语权与话语共识,以及政府、公众二元主体围绕提案进行的深层次政治沟通和互动。通过对十二届全国两会231件文化宣传类提案的内容分析,发现在提案类型中,公众对公共利益尤其是主观公益类议题存在选择偏向,在诉求表达中则以理性和逻辑表达为主。同时,提案的集体诉求体现了公众在议题关注和政治参与中与政府议题的话语共识。而在政府层面,政府对提案的回应展现了固定化的话语模式,以话语完成对公众议题的建构以及对政府议题的选择。然而目前协商民主多实践于建制化的公共领域中,协商民主需要扩展到整个政治过程,将其逻辑运用于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公共事务治理中。可以依靠公共领域的常态化以及协商文化塑造等关键要素的建构,实现协商民主的日常化,从而探索一条交往互动下的民主政治协商路径。     

环保公众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新视角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一直把公民的有序参与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环境保护是公众参与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这些年经历了从宣泄不满行为过激到和平抗议再到平等协商的过程,环保公众参与的秩序在理性回归,协商民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商民主关于"承认多元、尊重差异、体现包容"的价值精神在环保公众参与中得以充分体现。但环保公众参与从协商民主视角还需要有三个转向:第一,从维稳导向转为人权导向;第二,从单向决定转为多方磋商;第三,从权宜之计转为制度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     

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问题与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降,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逐渐在西方兴起并传播到非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公共决策模式。我国浙江省温岭市进行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参与、人大决定、民主协商的公共决策机制,促进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但是,这种协商民主形式存在协商的真实性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须循制度设计与文化培育两大路径加以解决。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纵向扩展路径——基于复式协商民主程序演化的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纵向扩展成为国家制度，是中国国家制度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持续时间和实践广度上，协商民主为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纵向扩展路径。它不仅是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典型观察样本，还是一个切实存在的国家制度演化样本。中国协商民主演化面临着参与者选择程序的国际共性特征和中国特色问题：一是“指定代表”与“邀请代表”造成的“参与不足”；二是通过随机抽取来选择协商民主参与代表，但“随机抽样”又无法与特定的中国社会参与结构相吻合。中国复式协商民主，从单纯的理论论证转向注重可操作化的程序设计并在东西部不同地方和基层治理空间内付诸实践，创造了独特的参与者选择程序，超越了上述困境。经过横向地区间扩散和长期地方实践检验，执政党在理论上确立了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与实践载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特征。因此，协商民主案例体现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共性问题，并且实践操作化程序使其具有了纵向扩展空间，最后形成了中国民主结构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从地方程序创新到国家制度的政府创新的演化范式。     

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的基础和重点,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公众参与旨在通过公众平等参与的理性协商、对话过程而形成科学、公正的决策。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属于公众参与中的一个类别,既具有公众参与的一般性,也具有环境行政的特殊性。公众参与过程作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的核心环节,对决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初期,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末端参与;决策中期,公众参与的有效方式单一,行政机关主导,缺少各方利益群体的论辩与质证环节;决策末期,公众参与的结果难以得到及时反馈,公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思路上,以“事前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事中环境行政决策过程的细节性完善以及事后必要的评估与审查机制”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着眼点,以“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加强环境行政决策参与形式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对环境行政决策结果的反馈机制”入手,构建公众参与的相关具体制度,使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得到量与质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环境领域的法治与民主建设,为今后拓宽我国环境市场的发展空间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方案。     

协商民主视阈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的公民参与的平等性、协商渠道的畅通性、协商原则的公开透明性及协商主体提高能力的自觉性对实现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颇具价值。在协商民主的视域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政府应为私营企业主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应公开和透明关乎私营企业主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政府应树立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各阶层的政治权利平等的观念;私营企业主要不断提升自身政治参与的能力与素质。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权是公民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种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四权于一体的复合性的权利。而要确认并保障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实现,可以从人民主权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与“治理”理论上寻求充分的学理支持。同时,推动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权法律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公众参与决策启动机制的修正和参与意见听取机制的跟进来保障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府信任问题的构建

政府信任其实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成为政府信任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加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无疑成为当代政府信任构建过程的题中之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是对传统民主的矫正与超越,其本质强调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从而赋予政府更多的合法性。     

论环境资源行政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实现

我国环境资源行政管理体制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强调行政行为的单方性,缺乏与相对人协商,公众的参与程度低、缺乏积极性。行政机关过分关注政绩,没有更好地考虑公众利益,部门保护与地方保护成了环境资源管理的障碍。由于国家机关职能的转变和民主行政的要求,公众参与环境资源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公众参与的范围应当扩大、层次应当提高,但是对公众参与也应当有适当的限制,以环境资源行政合同和环境资源执法中行政和解制度为例,探讨了公众参与的实现。     

从行政理论视角看环保公众参与

在行政学视野中,环保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民主、环境行政法治和环境行政发展的要求;环保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公众监督政府和避免政府失灵,有利于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为了促进环保公众参与,需要拓宽和畅通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和健全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大力推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地方政府协商决策模式的基本内涵、主要价值与运作限度

我国地方政府以往在经济社会事务的决策中主要是采用精英决策模式或政府管制型决策模式,不利于公民充分行使对政府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协商决策模式的确立,有利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平等交流与良性互动,也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社会效益,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探索,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有益尝试和大胆创新。但目前我国协商决策模式的运作还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局限性,对此我们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及其消解——基于商谈民主的视角

价值趋向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当前,政府与公民的疏离成为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辩论、协商、对话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为代议制民主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商谈民主视角,本文从政府官僚组织、公民政治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间对话机制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的主要障碍,提出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培育理性现代公民以及构建公民参与的"话语权"保障制度,以提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