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华例举及其效用

张岂之教授在该文中,首次从“人学”、“自然”之学、“有对”之学、“会通”之学4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作了理论概括,指出古代思想文化中关于做人的道理、关于积极探求自然的精神、关于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关于广泛研究各种学问的气度都值得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     

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西方人类学文化变迁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不仅适用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而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双方使用的方法也不谋而合。但另一些观点和理论上有较大的分歧,比如关于文化人类学家作为变迁计划的促进者应为谁服务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是否由新教伦理所导致的问题;关于“同化”和“涵化”的定义;关于变迁目的和方向问题,等等。     

“自在”与“融合”之间的尴尬境遇--论电影《绿草地》中蒙古族文化境遇的书写

在全球化语境下,蒙古族传统文化在坚守自己的民族“异质性”与融合、吸收全球化文化的“同一性”之间,建构着自己的民族神话,也在解构着民族神话的内质。电影《绿草地》从文化的本体研究出发,探寻了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与传承的问题,关于全球化态势与民族性经验的博弈,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认同与生命个体的现实选择间的矛盾,书写了当下蒙古族文化的尴尬境遇。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传统激活与现代观照——“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专题研讨综述

“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刑事法律文化”做了六个方面的研讨。第一,关于中国传统刑法法律理念的研究,例如“仁善”、“无讼”、“慎刑”、“慎杀”等;第二,关于中国传统刑法的渊源、规范构成与法典编纂的研究,例如“礼刑关系”、“律例关系”、“例分八字”等;第三,关于中国传统刑法定罪量刑原则的研究,例如“原心定罪”、“原情定罪”等;第四,关于中国传统刑罚及特定罪刑的研究,例如“宫刑”、“流放”、“人相食”等;第五,关于中国传统刑事侦查与审判的研究,例如“司法职业化”、“春秋决狱”等;第六,关于中国传统刑法近代化的研究,例如“刑事责任年龄”、“伤害尊亲属罪”等。     

我们现在在哪里──近年文艺理论热点问题的现实透视

本文《“123”夜谈录》的第一篇．在全面了解近年来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关于文艺是不是意识形态，关于文艺价值，关于“恶”的问题等）讨论情况的前提下，倾力于找出这些学术问题的形成与当今文化转型期的文化情境的深层联系，并试田对文化主体所存在的间题及文化建设、文艺发展做出一个估计，力求在现实的文化背景上找到文化主体的位置与价值．     

从“本体”到“本位”——张君劢“中国文化走向问题”脉系梳点

张君劢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是当前中国哲学界需要再次探讨的新儒学问题。在围绕这一问题的众多已有界定中,学者们往往从“精神自由”的字面表达来界定张君劢文化哲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归宿,这致使其割裂了张君劢文化建设总纲领中“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指向的本质关系。张君劢文化哲学脉系的本原价值是将“人生观”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将“学问之独立王国”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民族活力”作为立国之道的根本途径,而“民族活力”的激发来自于儒学复兴,这一路径的终极指向在于挽救民族危亡。     

中国公共行政文化研究——基于2000-2013年的文献数据

针对公共行政文化研究问题,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公共行政文化”为“主题”在“中国期刊网”上对1980年至2013年期间的全部文献进行模糊搜索,发现对于公共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行政文化的内涵特征及构建、公共行政文化的变革和走向趋势、公共行政文化的创新意义以及公共行政文化的影响作用这四个方面,分析关于公共行政文化的研究特点,以期为其他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目录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行了多次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杂志和《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关于目录学研究的文章,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在学术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专业学术刊物停办了,武大和北大图书馆学系目录学课程停开达十多年之久,目录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只有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视野

本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从狭义的角度研究文化问题 ,把文化理解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 ;说明了在当代中国如何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 ;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全球化背景下先进文化建设的新探索——湖南省文化建设研讨会暨2002年哲学年会综述

为了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三个代表”思想 ,加强全球化背景下的先进文化建设 ,湖南省哲学学会 66名代表 2 0 0 2年10月 2 5日至 2 8日在南华大学召开了湖南省文化建设研讨会暨 2 0 0 2年哲学年会 ,就先进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在新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深入研讨先进文化建设问题 ,对于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推动先进文化建设 ,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关于文化及文化哲学问题的探讨湘潭大学李佑新专门探讨了文化及文化哲学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 ,研究文化问题 ,首先要关注或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现代性问题…     

简论自由与文化

一进入自由与文化的领域,我们就似乎再次遇上了“斯芬克斯之迷”。迄今为止,当代世界有关自由与文化的理论五花八门,纷繁复杂,但是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唯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文化的学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恩格斯这一伟辞名句不仅客观地揭示了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科学地概括了自由与文化理论的辩证法。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自由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致许多学者都把它看作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根本问题。当我们也试图研究自由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就是自由和文化两个概念的区别也即两个概念的本质问题。     

思想史研究——主持人语

近百年来,梁启超、胡适之、侯外庐等先生荜路蓝楼,以启山林,开拓和创立了“中国思想史j”学科,培养和造就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人才队伍。20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又开展了关于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任继愈、冯契、萧楚父、李锦全、张岂之等一批最优秀的前辈学者,都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极为深刻的见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伴随着“文化热”、“国学热”以及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的接踵而来,思想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又再度引起了学人们的关注,一场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讨论正在悄然兴起。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述要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不仅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大放异彩,而且后世文化理论工作者对它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存量”:一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的研究,二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的研究,三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的研究,四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五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的研究.     

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目录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行了多次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杂志和《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关于目录学研究的文章,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在学术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专业学术刊物停办了,武大和北大图书馆学系目录学课程停开达十多年之久,目录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只有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后,目录学研究才得到了新生。今天,为了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极大地提高整     

简讯四则

“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召开 由华中师大、武大、湖北大学等联合发起的“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于近期在华中师大召开。庞朴,汤一介、陈俊民、冯天瑜、朱惟铮、沈善洪、张磊、刘桂升等著名学者到会。会议讨论了关于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中西文化比较、彝族古文化研究等问题。其中争论的焦点表现力:明清之际思想文化里面是否孕含近代因素,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是否存在“断层”,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模式,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契机以及当前是否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文化现象或文化系统的综合性科学——文化学等等。     

离形去知肉身成道--庄子身体观、生命观刍议

身体作为客观存在的“有形之物”,作为人生在世的基础之维,是庄子论道不可忽略的一环。虽然庄子关于身体的言说根本指向不是身体,而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即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道”,然而无意之间他却回答了关于“身体从哪里来？”、“身体是否重要？”、“如何对待身体？”、“身体何为？”等基本问题。传统研究认为庄子“轻身而重心”、“忘形而存道”,殊不知庄子在中国文化发端之初就深刻领悟了身体对于自我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维阐释与实践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阵地,展开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价值维度上,“第二个结合”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争取革命胜利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系统性总结。在目标导向上,“第二个结合”充分发挥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动员和团结的作用,并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话语建构上,“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革命的盟长资格必须由共产主义承担,并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法性问题。在路径探索上,“民族形式”讨论孕育了继往开来、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新文化发展之路。《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阐释与探索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