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剧中的变体颜色词及其修辞

颜色词是展现一个民族语言魅力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这类词除了本身的词汇意义之外,还具有比喻、夸张、拟人、象征等修辞特征。以莎剧中的变体颜色词为研究对象,从修辞的角度考察莎剧中变体颜色词的使用,可以更好地认识莎翁独到的语言魅力。     

历史上真实的亨利八世与莎剧中时空错乱的戏说

《亨利八世》是莎士比亚基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生活史,与其所属"国王剧团"年轻同事约翰·弗莱彻合写的一部历史剧。在该剧收入"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1623年出版)之前,它另有一个剧名《一切都是真的》。剧中不同的文体特征显示出,戏中场景由莎士比亚和弗莱彻分别执笔。在结构上,《亨利八世》明显具有晚期莎剧的某些浪漫特征。此外,在所有莎剧中,该剧的舞台提示最为丰富。但莎剧中的历史只是莎士比亚为舞台演出而写,绝非真实历史。本文详细梳理历史中真实的亨利八世与戏剧中莎士比亚打乱历史时空的戏说。     

中国最早版本《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特色

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莎翁剧作集,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后来新出了多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所以今天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它.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很多优势和亮点:首先是能再现莎剧语言的幽默诙谐;其次是能弥合莎剧中的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第三是能传达出莎剧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也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由此表明,曹未风先生的译文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历程中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译本.     

借鉴与创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和演出的独特气韵——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特点主要体现在对莎作的翻译、研究和莎剧的演出中。莎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外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戏剧研究的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中国莎学有不同于欧美莎学的独特之处,融入了中国文化、艺术和戏剧精神以及伦理道德思想。中国戏剧(戏曲)演出莎剧是以独特的艺术语言来叙述莎士比亚,"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在与莎剧的遇合过程中,显示出中国戏曲独有的审美与认识价值,中国莎剧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价值是我们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应有的文化自信。     

莎氏戏剧与《圣经》文学

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戏剧大师,其戏剧创作的巨大成功源于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受西方文化源头之一——《圣经》的巨大影响。文章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考证,诠释了《圣经》文化在莎剧中的具体体现和《圣经》典故在莎剧中的独特功效,进一步探寻了宗教经典《圣经》对西方文学创作的不朽功勋。     

莎士比亚戏剧意象特征分析

<正> 20世纪中叶,西方莎学因意象派的兴起而别开生面,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人们更加说不尽了。这一标新立异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评论流派,对于各派莎评所产生的启迪和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意象的研究,我们对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解析莎士比亚的思想活动、创作历程及其剧作的艺术魔力,窥察莎士比亚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活跃的想象力,解析莎士比亚对于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剧作主题的看法与感受,探讨莎士比亚剧作思想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是十分有益的。据伦敦大学斯帕津教授研究发现,莎士比亚戏剧中出现的意象多达数千个。莎剧中的这些意象是独特的、莎士比亚式的意象,它既不同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     

莎士比亚戏剧方言的分类及其翻译

针对现有主要莎剧译本在方言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论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将莎剧方言划分为地域、社会、时代、个人和舞台方言五大类,采用文本对比的方法,通过实例分析提出莎剧中方言翻译的原则:凡莎士比亚用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戏剧效果的各种方言,在译本中应尽可能体现,旨在让读者明白不同语言变体的社会和语用功能.     

卞之琳莎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莎学的融合

卞之琳接受莎士比亚的轨迹经历了从初读、初译、观剧,到深读、精译、评论的过程,从最初接受苏联的莎评模式,并受到20世纪50年代对人民性、阶级性的过度强调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较为客观持平地评价莎士比亚。卞之琳的莎学融合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莎学。他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围绕莎剧中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以及"莎士比亚化"进行论述,对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强调人民性,探讨莎剧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困境。他自觉利用现代西方莎学中的一些史实材料和来源考证,借鉴意象分析,同时扬弃现代西方莎评中的宗教论、人性论以及"历史派""影射派"的观点。卞之琳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莎学"整合"的策略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西方莎学作为学术工具,构建了富有他自己特色的莎学体系。     

镶嵌在瑰宝上的明珠——谈莎士比亚对圣经典故的运用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与《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圣经典故的运用上。探讨圣经典故在莎剧中的运用,对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深入认识莎士比亚戏剧的思想艺术成就,借鉴莎士比亚的艺术创作经验,都具有积极意义。 众所周知,《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同时又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世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研究综述

在近年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莎士比亚与宗教，特别是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成为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围绕着这一课题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共发表论文近20篇，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圣经》与莎剧、莎剧中的基督教因素等。     

莎士比亚戏剧的篇际词汇增长模式

运用约100万词的莎士比亚戏剧语料库（Shakespearean Play Corpus）,以下简称SPC）为基础,借助计量语言学的有关方法,对莎士比亚戏剧词汇的量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的问题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篇际词汇增长模式和一次频词的增长模式。     

王尔德对莎士比亚的解读

在王尔德研究中,人们至今尚未注意到王尔德对莎士比亚的浓厚兴趣。王尔德不仅对莎士比亚的创作谙熟于心,经常引用莎士比亚的剧作,谈论莎剧中的人物,而且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过深入研究,得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王尔德对莎士比亚的兴趣与研究,隐含着王尔德的文学旨趣、美学追求乃至内心隐秘,为解读王尔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0世纪西方莎士比亚评论中的传统与文体研究

20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戏剧传统研究的代表人物布里奇斯和哈贝奇关注莎氏的观众问题,许金发现莎剧人物性格矛盾的问题,斯托尔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传统出发来研究莎士比亚;布拉德布鲁克、博伊斯和巴坎等则致力于莎士比亚与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传统研究;思想传统研究的代表人物斯潘塞和蒂里亚德分别关注人文主义思想和历史思想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文体研究的代表人物奈特和奈茨主要集中在语义与意象研究上,斯珀津和克莱门研究的焦点在意象上,燕卜荪、麦克和帕特里奇等主要研究莎氏用词。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人生隐喻的辞格表征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人生隐喻1的辞格表征十分丰富。莎剧通过使用明喻、暗喻等修辞格,不仅能够增强语言的思想性及艺术性,还能在认知层面将更多的人生隐喻纳入隐喻系统,从而使莎剧中的人生隐喻系统处于持续开放和动态发展的进程中。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研究相结合,将有助于全面认识莎剧语言中的修辞现象,深入挖掘修辞格的使用规律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莎士比亚戏剧的主题及国内研究进路述评

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主题以及进路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及《圣经》渊源深厚。这种关系不仅是对基督教和《圣经》思想的宣扬,也含有莎士比亚的斟酌与反思;这种斟酌与反思既表现在其作品浅层结构上,又深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运用现代理性思维,借助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把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作品放置于基督教历史文化的空间做审视与剖析,无疑是对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莎剧《麦克白》中动物文化词的比喻及汉译

作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动物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中,通过明喻、暗喻及借喻等比喻修辞手段,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运用,因而也受到众多莎剧研究者的关注。《麦克白》是莎剧中充分运用动物意象构造故事的一个典型。英汉文化中很多动物在喻意上差异较大,故在从事莎剧中动物文化词的翻译时要充分注意到同一动物文化词在两种文化中的涵义是否相同。     

莎士比亚的通俗化——论中国出版的莎剧连环画

有人作如是说:莎士比亚研究和莎士比亚评论,是“国际学术奥林匹克活动”。话虽说得夸张了些,但是莎士比亚作品的艰深,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初为英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现在越来越令普通读者难于深刻理解其艺术真谛了。何况是在异国他乡,莎士比亚就更是学者书斋里的研究对象。莎剧成为戏剧、戏曲舞台上高、精、尖的典范,被作为戏剧教学的范本,成为“阳春白雪”的代名词了。因此承担起普及莎士比亚的任务,就成了所有热爱莎士比亚的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莎士比亚戏剧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是全人     

莎剧中的通感修辞及其汉译研究——以《哈姆莱特》和《李尔王》为例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世界文坛上的一颗明珠,而通感修辞便是其中灵动的一笔。然而,国内对莎翁四大悲剧的通感修辞研究尚少。以《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的通感修辞为语料,发现莎剧中的通感修辞有三个作用:一是使语言更具魅力;二是更有助于人物塑造;三是深化戏剧的主题。而从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和卞之琳的莎剧译本出发,发现朱生豪主要采用直译法,忽略了通感修辞的形式;梁实秋主要采用意译法,也并未关注通感修辞的特点;孙大雨和卞之琳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忠实原文,也保留了通感修辞的特点。因此,翻译莎剧通感这一修辞的时候,既要忠实原文,又要保留其修辞特点,在此基础上还应保证译文的流畅。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疯癫”

“疯癫”是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戏剧手法,但如果严格遵照文本的标准,莎剧中真正疯癫的人物只有三个,即李尔、泰门和奥菲利娅,此外还有三个装疯的人物——哈姆莱特、爱德伽、泰特斯。莎士比亚对于“疯癫”的使用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他笔下的“疯癫”往往是一种变化,是一种权势失落的隐喻,并通过疯癫及其背后权势的失落和恢复,实现对主人公的惩罚和教育。而对于唯一的女性疯癫者奥菲利娅,则通过其疯癫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女性的反抗。装疯在莎剧中主要是一种展现复仇的装置。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使用疯癫,主要是为了增加波折,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或是为作家代言。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戏剧效果,而非情节的必需。     

“红(red)”汉英文化意蕴差异及其成因

颜色词是用来描写事物颜色的词。颜色词不仅具有特定的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人类文化共性。红(red)是汉英语言中常见的颜色词,它所具有的汉英文化的非认同性与认同性,主要源于东西方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方式。对该词的文化意蕴差异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汉英文化差异,排除语言学习中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