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悟”说对道德论和本体论文学观的反叛与超越

严羽提出“妙悟”说 ,通过“以禅喻诗”的方式说明诗歌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以禅喻诗”的合法性在于 ,禅是一种具有审美、艺术化倾向的价值观。在此 ,严羽正是强调了禅的这一特征 ,以突出诗歌的审美本质 ,使文学从道德和本体的决定下走出 ,并复归审美本位     

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

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陈允吉教授是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一曰“觊文澜迄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二曰“纳须弥入尘毛芥子”,三曰“寓义理于考据文章”。     

“垮掉哲学”中的佛教因素

佛教思想成为垮掉派作家用以观察社会、看待世界的一种人生哲学,对"垮掉哲学"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佛教中诸如禅宗、缘起说、出世说等理念对垮掉派作家从现实世界的压抑中解脱出来,走出自我困境,超越自我意识,重新寻找一套价值体系等方面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玄学·禅宗——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蝉蜕”

融会佛教哲理,植根儒、道经义形成的禅艺术,并非仅只为一种创作风格与生活艺术,而是对整体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影响。禅的独特的创造性之一在于将儒学被动艰难之人格完善、道家玄远虚幻之生命探索,通过审美重构和价值创新,转化为一种企慕的、主动的、审美的心灵实感。传统文人经由儒学、玄学、禅宗而完成了审美“蝉蜕”,由此形成的内敛、祥和、稳定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具备自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之雏形,并成为东方文明饱受争议的基本特征之一。     

自我觉醒历程中的另一番景象:佛教思想的输入——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四)

一、谈玄与成佛中华思想文化史上,在人的自我尚未从自然整体的湮没和束缚中获得解放和独立的主体性以前,以追求无我之境的方式达到对儒家名教纲常的超越,达到从封建社会     

20世纪“佛教与中国小说”研究论要——以著作类研究为主的学术简史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佛学研究中开始注意到佛教文体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在文学史著述中,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于时代要求与个人兴趣,对佛教文学予以了更多关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真正、切实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了佛教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对我国小说的深远影响,此书之研究结论多有发凡起例之功。20世纪下半叶,代表着“佛教与中国小说”研究最新进展与较高水平的专著当推张中行与孙昌武二人的同名著作《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氏的著作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此外,单篇论文方面则以早期的陈寅恪及季羡林等人的文章尤具影响力。     

“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招标项目“中国佛教文学通史”开题会在西北大学召开

教育部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招标项目"中国佛教文学通史"开题会近日在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召开。来自教育部、西北大学的负责同志和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项目组成员30余人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西北大学社会科学处刘丰处长主持,西北大学方光华校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综合处何健处长分別致辞。方校     

“格义”在孙绰佛教思想的应用

孙绰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而作为居士、名士,他与多名僧人交往,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也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而在对佛教思想的解读方面,"格义"也成为了孙绰思想中重要部分。文章将通过对孙绰佛教思想中"格义"思想的应用加以阐释。     

“水”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类别

水不仅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源,也是重要的审美资源。在文学领域,描写"水"的内容极为丰富。"水"成为具有感染力的文学形象,经过历代延续,已积淀为频繁出现于作家笔下的"传统形象"。中国文学典籍中对水的描写,可以分为实用意义的水形象、审美意义的水形象两大类,后一类又可进一步分为环境形象、本体形象、比喻形象。这些水形象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启蒙叙事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文学

将中国女性文学纳入启蒙叙事传统中,通过启蒙思潮与女性文学的内在一致性、启蒙话语下女性文学的文本特征、启蒙对女性创作的启示三个方面,阐述女性文学的诞生与启蒙思潮的不解渊源、女性解放的主题与启蒙主题目标的高度一致、女性文学的两大高峰与启蒙的两大高峰相互应和、启蒙的先天不足造成女性创作的后天失调等现象和原因,指出在当下＂启蒙死了＂的哀悼声中,作为个人自由的启蒙精神将永存。启蒙思潮促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文学,而女性文学走向个性化又进一步深化了启蒙文化的意义,为启蒙提出了新课题。     

中断还是延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性的理解

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性问题提出以后,普遍认为这种启蒙在四十年代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中断。西方思想界对于启蒙的理解为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性提供了启示:启蒙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的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论文艺学的“意识形态化”

西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领袖阿尔都塞认为 ,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 ,他主张一种“大意识形态”观念。依此 ,文学等社会意识形式 ,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产物。中国和西方文学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理论形态的文艺学 ,因其观念性、理论性的本性 ,和它对文学活动具有的阐释、批评、指导的特殊功能 ,使它同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相互亲和性 ,故文艺学的意识形态化会相对更加严重。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意识形态化 ,以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开其端 ,后历经四个里程碑 ,至文化大革命达于顶峰。其演进历程 ,给当代现实的文艺学建设 ,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儒释道文化研究

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伴随着俄罗斯侨民在中国的定居而产生的。顾名思义,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俄罗斯的作家以中国社会环境为背景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将博大精深的儒释道文化融于一身,形成了具有独特意蕴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不仅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对生活在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俄侨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以文本分析形式解读、梳理中国俄侨作品中的中国儒释道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三次整合

在文学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通俗文学处在文学的边缘地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观念影响了海派文学、解放区文学、京派文学等文学思潮,它是一股潜在的文学潮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出现了整合现象。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从人性意识演进的角度重新梳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是深化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路径。新时期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逻辑步骤:第一部曲表现为“欲”的释放与弘扬,在深层则意味着对启蒙原动力的开掘,是新时期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第二部曲以“情理激荡”为路径通向人性的提升;第三部曲则进一步落实为“自我”的重构,表现为对现代性启蒙人格的重新塑造。     

异文学推动下的传统汉语文学转型

传统汉语文学作为传统社会“化人”的手段 ,其文学性基本上是混沌的、无我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发生 ,是传统汉语文学受到异文学的努力推动的结果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话语流变

建国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女性话语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等几种话语逆转。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对女性话语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也积极参与了女性身份的话语制造。对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女性角色应该葆有一份应有的性别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