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情况之初探

探讨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的传播情况,可以发现:东吴是浙江佛教的良好发轫期,西晋为浙江佛教的相对回落期,东晋乃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期.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主要特点有: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正比关系;佛玄融合的文化景观;奠定了浙江佛教的“义学”特质     

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论“格义”手法在《般若经》中的运用

“格义”作为中国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第一种方法，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以“般若”典籍为例，说明早期“格义”手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特点，既而阐述其最终的发展趋向。     

僧肇“有无观”、“体用论”之探讨──兼谈佛教中国化问题

既深蕴般若之本旨，又深含中华文化之精义的僧肇佛教思想是具体通过他的有无观和体用论体现出来的。僧肇在前人的基础上，肩负起恢复和发展佛教基本思想的双重任务。第一项任务的完成，是建立在批判道家思想以及依附道家思想的格义佛教的基础上的、并通过非有非无的“不真空”论，展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殊异性。这是从反面给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提供了经验。第二项任务的开展，是建立在吸取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的，并通过“即体即用”论，揭示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性。这是从正面给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提供了经验。总之，两种文化的融合，是指既能保持各自文化的特质，又能彼此互补，并且能在新的体系结构中建立起内在联系的贯通。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两晋般若学与小乘佛学之渊源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以“六家七宗”为代表,但是“六家七宗”都被认为对般若学的理解有偏颇,这也就是僧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许多学者认为“六家七宗”在理解般若学方面“偏而不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此时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其实两晋般若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小乘佛学的影响,这无论从当时的佛学历史脉络上,还是从思想脉络上都可以找到其线索。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论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范式

作者在台刊《宗教哲学》第6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追问,一个中国佛教思想家思考问题的前题 和视角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是完全基于纯粹佛教的立场呢,还是带有更强烈的中国 思想的语境背景?这一“本位”问题,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思索。关 于中国佛学之研究著述可谓多矣,但大体不出二途,或纯从佛教哲学角度,或着眼于社会史 视域,前者更多侧重于佛教文本之分析,后者则强调佛教作为一个历史因素的社会、文化功 能。若从思想史角度言之,则二者可综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综合与中国佛教思想本 身具有两种品性：…     

佛教中国化的意蕴——《佛学与儒学》读后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面临着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的问题。至隋唐南禅宗的产生,这一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赖永海先生所著《佛学与儒学》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两种文化思想的根本异同、相互影响和历史衍变。本文只就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概...     

中原学与佛学(上)

<正>一、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是中国四大宗教之一,它是现存宗教里面思想理论最丰富的一个宗教。儒、道、佛等思想文化的起源与传播,都与中原大地有着紧密联系。在佛学还没有传入之前,中国人的思想主要是由儒道两种思想构成。东汉年间,印度佛教传入洛阳,自此,中原大地创造了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洛阳白马寺,被誉为佛教“祖庭”;     

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文章利用白璧德的师友和学生写的白璧德一生治学经历中有关其治佛学的史料,结合吴宓和胡适等近代学人日记中的一些史料,重点探讨了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20世纪初叶近代佛学之关系,并考察了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白璧德翻译的《法句经》以及译文之后所附的讨论佛教与西方关系的长文。挖掘了白璧德与欧美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佛教学的经历和治学重点。文章认为,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源于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来补充西方思想的不足,其学术兴趣注重于佛教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同时,还关注了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对20世纪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如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的影响。     

夏丐尊的佛教思想与散文创作

来自“旧营垒”的夏丐尊一方面吸取了异域文化,获得了恢弘的眼光;另一方面,以佛教作为自己思想的信仰,而且佛学“兴味”与日俱增。但佛教思想并未泯灭他忧国忧民之念,于是“出世”与“人世”都影响了他散文的创作,并使之形成丁独特的艺术风格。     

重审耶佛对话的两种模式

宗教学家威尔弗瑞德·史密斯认为,信仰乃是基本的宗教范畴,其实质就是一种"参与"。从耶佛对话的角度看,基督教入华后分别采取了"辟佛—易佛""况佛—援佛"等文化参与模式。其中晚明天主教徒立足于实践和礼仪层面来展开"辟佛"和"易佛",但却错失了"性理之学"层面上与佛教思想熔铸的历史机遇。谢扶雅等现代基督徒学人提出的"基督学时代论"则是立足于佛学深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从而具有史家视野的文化参与立场。时代论历史视野透露出一种可能性,即基督教与佛教在性理之学层面上具有深度会通的思想基础。得益于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景教采取了深度中国化的路线。以景净为代表的唐代景士在性理之学的"援佛入景"方面做了很多尝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过去学者常常批评景教过度迎合本土文化,而未能看到景教超越格义、实现思想的创造性熔铸的积极意义。当年王国维以史家的敏锐眼光,视景教敦煌文书为"世界宝籍",其着眼点恐怕就在于强调汉语景教文献的文化策略意义,不能不引起重视。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