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因梦想而绽放

用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 王海英 在北京协作者,最初我并不清楚专业的社会工作是什么,我只是觉得自己是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愿意为他们服务.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打工朋友遇到问题来向我求助,我可能不了解他求助的问题,但是另外的打工朋友知道,我可以把这个打工朋友的方法转给求助者,帮求助者解决问题.就是在这种经验共享的工作中,打工朋友通过"协作者"这个平台获得了来自同一群体或者是社会上其他爱心人士的支持,同时也提升了自身能力. 2004年夏天,我和"协作者"的优秀志愿者一起参加了社工成长小组活动.在参与性非常强的培训过程中,我们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打工者争得面红耳赤,特别是讨论"泰坦尼克号"即将下沉,到底怎么决定船上人员(船长、科学家、流浪汉、乞丐、残疾人等)的生死时,我们争得就差打起来.在争执中,我们领悟了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和重要的含义,了解了倾听、案主自决等社会工作专业术语,也学会了接纳和认同.     

社会工作＆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农民工的期待

2011年，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的社会工作者、打工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于春节返乡期间，历时近一个月，以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形式开展了“农民工幸福状况调查”，了解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及其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花儿终将开放

每个人都是一朵鲜花.每一朵鲜花的绽放都为世界的多姿绚烂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让每个弱者都有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坚守这样的信念和梦想,"协作者"从春天到冬天,走过了10年,迎来了生命的绽放.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协作者"10年的探索是另类的. 10年前的"协作者"是另类的.10年前的那个春天,SARS肆虐中国,北京成为重灾区时,他们却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间出租屋里,签下"我自愿参与非典救援服务,并承担在服务过程中可能感染的风险"的生死状,开始了近乎"疯子"般的农民工抗击SARS紧急救援服务;1台电脑、1张桌子是从自己家里搬来的;1个"专职人员",是没有工资的;像企业那样创业,却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像公益组织那样工作,却要接企业注册.一个连自身生存都不能保障的草根组织,却选择了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弱势的农民工问题为介入点,梦想通过开展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教育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参与中,逐步由受助者转变为服务者,实现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     

农民工新市民意识、新生活能力建设与社区服务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下称北京协作者）在长期服务农民工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并没有融入城市。城乡文化差异的冲撞，对农民工的价值观和社会评价都造成了很多困惑，使其成为流离在城乡间迷失精神归属的边缘群体。     

“协作者”的服务历程

基于相信包括"弱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自我解决问题、团结互助、谋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北京协作者在成立时制定了"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组织服务理念,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促进社会融合、社会工作建设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协助者"、"推动者",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协作,让服务对象在接受服务的同时培育自我解决问题和服务他人的能力. 北京协作者秉承"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组织服务理念,开始了10年的艰苦探索,其服务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 2006年):探索社会服务与政策倡导相结合的农民工自我服务模式 在该阶段,北京协作者重点开展了以下服务:     

“协作者”故事

春天来了.北京东四七条的"协作者"小院里,50多盆吊兰绿意盎然.没有人会想到,这50多盆吊兰繁殖自10年前被人遗弃的两株"枯草". 2003年的春天,一群青年人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间出租屋里,签下"我自愿参与非典救援服务,并承担在服务过程中可能感染的风险"的生死状,开始了农民工抗击SARS紧急救援服务.由此,全国第一家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北京协作者诞生.这个当时连自身生存都不能保障的草根组织,选择了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工问题为介入点,企图通过开展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教育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参与中,逐步由受助者转变为服务者,实现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进而在实践中总结创新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经验,推动我国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生存状态报告——这个春节，我们收拾行李，返回家乡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丝忧虑尚未退却．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焦虑的气息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携裹之下，由沿海工业区弥漫开来。作为一家致力于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我们协作者于2009年春节前委派工作员、农民工志愿者，在返乡的同时。以问卷、访谈的形式开展当地“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调查”。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需要去标签化

"社会融合"是西方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中,通常更多考虑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目前我国关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的普遍思路是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流动儿童对城市和农村的认知,或从城市认同的角度分析流动儿童是否对流入地产生归属感,是否形成了"当地人"的身份认同,进而推断其主观社会融合程度的好坏.尽管有学者提出了流动儿童多元身份认同概念,对城乡二元身份认同的前提假设提出了质疑,但突破城市融人身份认同的探讨不多.     

大学生的公益创业

2015年的1月,中央财经大学"信随我动"公益创业团队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激励行动公益创业大赛中,获得全国优秀项目奖.面对成绩,笔者眼前浮动的是贫困家庭儿童收到礼物时的张张笑脸,是每一个爱心人士对孩子的微笑与祝福,是团队志愿者们灯下忙碌的身影,作为"信随我动"公益创业团队的负责人,笔者止不住欣悦的泪水,在为成功欢呼的同时,也更增添了继续努力的责任.     

农民工问题的民间观察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现象调查”主要针对京津冀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主要劳务输入地的打工者进行。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历时一个月，共有33名调查者参与。其中，重点邀请了16名农民工志愿者，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地区以“生活者”的视角进行观察。     

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困境及对策

随着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员进入城市,许多原本生活在农村的儿童也随其父母进城成为城市中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生活融入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不同群体及环境的"歧视"和排斥,从而出现了社会认同的困境.社会认同困境会阻碍流动儿童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城市社会各界必须对流动儿童采取扶持措施.     

协作者的协作维权路

钻进北京东四附近的胡同,本刊记者找了20分钟,却没找到东四七条46号.向附近居民打听北京协作者在哪里,没想到随口问了两位不同年纪的街坊,都能准确地告诉记者:前面第二个胡同一直走到头.     

流动儿童成长城市化不容回避的问题

2012年5月,第一次参加"一对一"支教活动的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志愿者李昊,来到了安徽籍流动儿童闫石在北京肖家河社区的家.对志愿活动充满期待的李昊,一路上都在盘算着怎样尽可能简单明了地把知识教给孩子. "虽然对支教的环境有一定心理准备,但置身其间时,还是感到一些意外.闫石的家是合租房,一个破旧的大院里住了四五户人家,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晚上有时还没电."李昊在当天的支教日记里这样写道.     

“爱心妈妈”:社区志愿服务的新路径

中国最早的志愿者产生在为社区服务的层面上.1979年第一批联合国志愿者来到中国偏远地区,从事环境、卫生、计算机和语言等领域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号召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于1989年诞生于天津市和平区的一个街道社区;1990年代初,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社区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两支志愿队伍,"爱心妈妈"便是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爱心妈妈",也被称为"慈善妈妈",并不是某个志愿团队的名称,而是全国各地社区志愿者中一支特殊的力量.经过多年的发展,"爱心妈妈"已由个体慈善行为向多元公益活动转变.最初,"爱心妈妈"只是作为个体,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尤其是对社区特殊人群的关心和照顾中.     

最美农民工

杨常珍和丈夫是一起从安徽来河南的打工者，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难，从2007年开始，她推着一辆悬挂着“爱心换书”标志的三轮车，通过‘‘以旧换旧”、“爱心积分，，等方式，几年来，共积累图书3．2万册、期刊100多种，并形成了4名固定义工和数十名志愿者参加的追梦爱心团队。     

“启智”转型路线图

李森,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队长,著名的"义工老乌"(因其网名"鸟托邦"而得名),统领着4万余名注册志愿者.2012年3月,"启智"成功注册为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个广州最大的民间青年志愿者组织,向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转型. "启智"转型 1995年,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诞生,其后启智服务队成立.启智队最初定位为服务残障、智障儿童和孤儿.     

四环游戏小组成长回望

目前，四环游戏小组的志愿者团队主要由学生志愿者、家长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构成。其中，学生志愿者是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不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职责，即凝聚每个志愿者的力量，增强组织认同感，推进组织化发展。回望四环游戏小组的成长经历，团队活动开展、团队制度建设和团队文化建设可以说是该志愿团队整体建设的三大支柱。     

同在一片蓝天下——农民工子女教育纪实(英文)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希图通过辛勤劳动改变自己的生活。近年来,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随着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许多农村儿童伴随外出打工的父母流入了城镇。我国现有流动人口1.2亿,其中农民工的学龄子女估计有240万—360万,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日趋突出。目前,教育费用过高是流动儿童家庭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而基础教育中的弊病加剧了农民工子女的困难。为了实现教育公平——这项最基本的社会公平,政府、教育机构以及一些专家正积极行动起来,努力为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打工子弟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南京举行首届全国农民工社会工作研讨会

7月5日，由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中国社会报社主办，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承办的首届全国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研讨会以“创新社会工作服务、促进农民工融入社区”为主题，来自各地政府部门、社会工作实务界、t岸界的人士与农民工代表对农民工城市化与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诉求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童年经历对“90后”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城市角色,但童年时代留守或流动的不同经历对其社会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对511名"90后"农民工的调研发现,父母与子女团聚的抚养模式对于子女的社会能力有积极的作用,而一直与父母分离在农村留守的童年经历,会对子女成年后的城市适应、职业发展等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