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

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人们深深意识到,思想道德生活建设与调和文化群体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宋代以降,迎来了一个面向社会生活的新时代,教化具有了新的社会基础与特征.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主要包括:"右文"的政教基调与官学教化体系的建立,印本书籍的流通使社会教化传播重心下移,儒学宗教化与教化旨趣的文化转向等.在这些与时俱进、互为关联的新特征中,隐秘极深的儒学宗教化推动了社会教化旨趣的根本转向,并进而使教化深入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现象也表明,有未知就不会停止对真知的探索,同时有未知就需要精神的寄托,社会教化的宗教性既不可太浓也不可缺少,宋儒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值得深入思考.     

传媒:充满权力的眼睛——以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为例

在传媒化生存的今天,意识形态和权力构建的有效过程主要通过大众传媒完成,传媒呈现出一个又一个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与妥协的文化景象。文化和传媒研究的批判学派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而经验学派基于大量实证研究的控制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理论同样揭示了传媒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争斗,暗合了批判学派的观点。女性主义是具有浓郁意识形态特征的词语,女性主义者和各种女性主义理论自然不会放过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场所的传媒阵地。因此,本文以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为例来阐述传媒与权力的关系。     

宋代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日常读物在社会教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考察宋代日常读物繁荣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蒙学读物、家训读物、宗教读物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剔除其封建糟粕、保留其合理内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仅是我们研究者应持的态度,也是我们的重大任务。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论宋代思想文化转型下的“雅”、“俗”矛盾及其变奏

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代确立起抑武右文的国策.至此,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型,由尚武转向习文,由拓展转向内敛,亦由强盛转向衰败,并由此催生出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多重"雅"、"俗"矛盾."雅"、"俗"二元矛盾及其变奏正是宋型文化最典型的机理和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探析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源于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义务价值观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规避权利而强调义务,是臣民价值观,当代中国树典型活动改造了义务价值观的传统,在重视义务的同时,对权利也更为重视;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化表达,通过对道德典型的彰显与标榜,达到倡导封建礼教,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之目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这一传统,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传统。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     

社会变迁与学术团体宗教化——以太谷学派为例的考察

学术团体宗教化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环境可以促使学术团体宗教化,也可以使宗教化过程中断;太谷学派由学术团体变为准宗教组织是由太平天国前后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黄崖教案”是太谷学派宗教化的转折点,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宗教化的中断,但中断的深层次原因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两宋士风述论

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世相,引起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的扭转,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工商皆本的功利主义风习盛行,并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士林风习也有奔竞、华靡和苟且的突出表现。     

古代两河流域神话的文化功能

神话是古代两河流域的重要文化现象,借助文化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神话理论,认为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不是简单的艺术想象,而是神学集团有意创作服务宗教的,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宣传宗教观念、神化王权、强化社会礼仪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文化功能。     

影响生育意愿的多种因素分析

从多种视角出发,对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的因素做了尝试性分析,指出经济原因是决定生育意愿变化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变化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的诱导对生育意愿的变化具有促进作用,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是生育意愿变化的潜在原因。     

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推动国际化人才培养

高等院校应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以"全球化与民族化"为核心,从国际视野培养的角度培育与建设校园文化,认真做好文化导向、文化环境、文化载体和文化服务工作,让学生通过校园文化的教育与熏陶,既树立国际视野,又具有民族认同,并具备良好的跨文化理解、沟通、选择、创新能力,成为具有全球意识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国际化通用型人才。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俄汉谚语对比分析研究

人类思维和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导致了俄汉谚语的相似性;中俄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的不同也导致了俄汉谚语的差异性.俄汉谚语的良好的教育功能都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启迪.     

红派艺术地域文化论

由红线女开宗立派的红派艺术,是现代粤剧的主要流派之一,能够反映上一世纪粤剧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红派艺术带有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这特色的形成,与他的文化承传、家庭熏染、故乡情结、文化交往等都分不开。她是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     

明代宦门闺秀教育述略

社会地位较为尊贵的明代宦门闺秀较之平民阶层女子,有着优先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们或延请名师、或师从父母、或从宗教宣讲中获得教育.明代宦门闺秀教育呈现以下特点:从女教书籍中获得启蒙,文化成果闺秀化,名媛结社、出版诗集,才女地域分布明显.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文化教育的普及、家庭环境的熏陶、进步思想的推动,明代宦门才女辈出,闺秀文化活动较为繁荣.     

文化育人与校本文化传承及文化品牌载体建设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教育的根本途径是文化育人。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培养与熏陶不是知识教育、专业教育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文化的培育。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人,其才能再大也不是社会需要的人。这种培育与熏陶,不同学校应有自己的特色,特色的源泉就在于不同的校本文化资源。没有对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大学精神的回归,没有自己文化品牌的建设,没有文化品牌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依然摆脱不了千篇一律没有特色的育人理念。     

论文德与武功的关系及其在唐代的运用

“文德”主要指礼乐教化,而“武功”多指军事战绩。一般将“文德”与“武功”连用以称颂治理国事恩德昭著,对外用兵战绩辉煌的帝王或位高者。对于文德与武功及其关系的认识与论述,由来已久。从唐代文献中多有关于“文德”与“武功”的论述,可见唐代统治者继承发扬了前代关于文德武功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的历史规律,并用于治国方略,为唐代的繁荣选择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论元杂剧中的权力崇拜情结

对权力的追求与驯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礼教的代代熏染、科举制度的反复筛选,形成了皇权至上、官本位以及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通过对元杂剧中鲜明的权力崇拜情结的解剖,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清晰地看到这种社会文化秩序的存在.     

成都市新都客家三献礼的主要流程与功能——基于近十年来对新都及周边地区的田野调查

三献礼是一种隆重的祭奠仪式, 旧时见于巴蜀各地,今则较为少见,但在新都客家族群中仍有流传。新都三献礼沿袭了古代“初献、亚献、终献”的结构模式,加入了“讲书、歌诗”等颇具民间特色的环节。通过近十年来在新都及周边地区的田野调查所得,结合文献材料,可从新都三献礼源远流长的历史、隆重持久的仪式中窥见其所蕴涵的情感宣泄与心理调适、身份认同与族群凝聚、追思亡者与追忆历史、民众教化与文化传承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