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经有过两次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形成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形成了全国抗日的局面。国共两党这两次合作所以能够形成,其客观条件和基础大不一样,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两次合作都顺乎历史的潮流,合乎人民的意愿,因而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势必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牵涉到许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特别是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则更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说明。本文仅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看法。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     

论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学者把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称为“中国文化之谜”。本文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教育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了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对“忧患意识”说和单纯的“经济基础”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伟大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阐述其伟大历史功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     

中国城镇失业与再就业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第一次“软着陆”的成功 ,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必然的社会经济产物———失业。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存在的失业的特点展开详细分析 ,并立足现实放眼未来 ,提出解决城镇失业问题的阶段性和长远性对策     

大学生结构性失业治理的路径选择

大学生结构性失业在中国表现非常突出,其治理需要大学生自己、学校、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采用一种创新的、系统的对策体系来加以解决.     

新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草案透视

新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草案作为当今民法学研究很好的＂反面教材＂是不应被我们忽略的。此次草案在体系和结构上仍承继了德国法传统。新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起草也有其富含时代特色的立法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工人阶级

第一次工业革命通过机械化产生了肩负着改造人类社会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第二次工业革命归根到底是由“电脑”引起的,但它不会促使新的社会阶级诞生,而是将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逐步消失以及社会向共产主义     

第三次生育高峰和人口膨胀

1989年4月14日,是中国11亿人口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所拥有的人口量,在世界总人口中占22％,在亚洲总人口中占36％。中国人口的状况如何,对世界人口的发展,对亚洲人口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不仅对缓和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而县对缓和亚洲人口、乃至世界人口的过快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已进人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人口膨胀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些阐述。一、严峻的人口形势众所周知,解放以后,我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干扰,使人口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曾经出现过两个生育高峰,一个生育谷底。1950—1958年,为第一个生育高峰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以上,其中1954年最高,达到24.79‰。1959—1962年为两峰之间的一个生育谷底时期,人口自     

20世纪末中国与日本的失业与再就业比较研究

20世纪末,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下,失业这一全球性"通病"也愈染愈烈,就连西方国家中失业率最低的日本也卷入了"高失业时代".对此,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失业者的再就业问题,尝试着一个又一个的新"疗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分析日本这一时期的失业与促进再就业的新举措.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及发展以促进就业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型工业化:压力与对策

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压力主要有：经济安全、失业、环境与生态、能源与资源。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对策主要有：加快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改革，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与开发的主体；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用政策鼓励发明与创造；环境保护应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信息化过程中的垄断；加强资源与能源管理。     

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对策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碍因素,推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对策有以下诸多系统内容需要加强制定和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形成复合机制体系,建立绿色技术开发中心和服务中心,完善生态工艺,实行工业生态化,创新高新技术"绿色"化,推行企业绿色管理,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制定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等.     

中日贸易的新发展与问题

2004年,伴随中国经济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持续,中国贸易在2003年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新的快速发展,进入2005年后,中日贸易虽然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但增速明显下降了。与此同时,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贸易迅速发展,对两国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经济来说,“中国特需”更成为推动其复苏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中日贸易仍存在着中国对日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未彻底改变垂直分工的状态、中日贸易的利益不均衡、日资企业主导中日贸易、日本高新技术产品垄断中国市场势头扩大和中日政治关系冷影响中日贸易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入WTO对我国蔬菜贸易的影响和对策分析

一、我国蔬菜贸易现状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是市场的相互开放。就蔬菜而言，我国是世界生产大国，大批规模化、集约化的蔬菜生产基地已经建立，蔬菜的品种、数量、总产量和人均消费量均居世界前列，生产成本也远低于国际水平，国内的大流通已基本形成，国家宏观政策与措施也逐步完善，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加入WTO后过渡期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收支均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不过按照比较优势指数衡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出现了轻微下滑,各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不平衡。众多行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提升,但是也有一些行业的竞争力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按照今后三年中国加入WTO承诺的放开步骤,我们必须强化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连接、对内放开垄断市场和积极发展资本市场。     

新世纪初中国周边关系审视

中国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和海岸线 ,周边与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 3大国在内的 2 1个国家相邻 ,安全环境十分复杂 ,地缘地位也十分重要。 2 1世纪初 ,中国应努力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之间尤其是与美国合作中有对抗的关系 ,同时加强与东盟、中亚诸国和南北朝鲜等的关系 ,积极营造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 ,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 ,努力以和平方式达成国家的完全统一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国家“新区”策略与北部湾新区开放开发

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全面推进形势下,广西在新一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区域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按照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来建设北部湾新区,探索北部湾新区的运行机制,这是当前广西开放开发的战略选择。     

论民国时期的北京商业铺保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商业铺保档案的样本,初步分析了商业铺保的形式、责任及社会关系类型,不仅揭示了民国时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北京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的运作方式,而且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北京城市基层社会的生活结构。     

The Stat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e introduction of a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 new urban poverty related to lay‐offs and unemployment as well as by large‐scale rural–urban migr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urban poverty of the ‘Three Nos’ (no relatives or dependants, no working capacity and no source of incom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and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poverty creation. Instead of considering Chinese new urban poverty only as a result of market mechanisms, it argues that the state as the manipulator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does matter in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at the cleavag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institutions further intensify it. Specifically,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are examined in detail: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olution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文化现代化和政治革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国家社会问题,寻求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铸就了新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动力源泉.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