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两广地区瓯骆墓葬文化因素浅析

本文对东周时期两广地区瓯骆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组合、器物特征等方面所包含的文化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东周时期两广地区瓯骆墓葬不仅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同时也还包含有楚、中原、吴越、滇等地文化的要素。     

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

作为西瓯、骆越族群的后裔,壮侗语族群历史记忆渊源久远,壮侗语族各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地位的确立,并非只是现代政治建构的产物,而是对被遮蔽的潜隐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认.针对西方"族群建构理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他者"解读,我们有必要强化基于"我者"叙事的族群记忆,同时,更需面向未来,整合瓯骆族裔的文化力量,建构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系统和人文世界,维护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延续.     

骆非黎族先民考

骆和黎族,不少学者根据《史记》和《汉书》认为二者有族源关系,说黎族祖源于骆。本文持不同看法,认为《史记》所指的“骆”并不包括海南岛;《汉书·贾捐之传》以“骆越”称海南岛的珠崖之民是误称。骆越是泛称,不是一个族名,骆非黎族先民。兹略陈管见就教于专家。一、骆非珠崖之民骆,作为族称,最早见于《史记·南越尉佗传》。该书有“(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太史公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此清楚地表明闽越、西瓯、骆,是各在不同地域,各自有王,各自为国三个,是和南越同时存在     

“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文意辩析

对于《史记·南越列传》中“瓯骆相攻,南越动摇”的记载,目前的民族史学界,特别是研究南越史及西瓯、骆越史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其“瓯骆”是指当时的西瓯、骆越。或解释为西瓯、骆越相互攻打,或解释为南越受两瓯、骆越的攻击,以致国力大损。笔者不同意这类的解释和看法。我认为司马迁的文意是指闽越(东越)对南越的进攻,导致南越政权的动摇。     

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瓯骆文化的影响

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瓯骆文化的影响李乃贤关于先秦时期中原汉族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壮族古代文化的影响问题，覃彩銮同志已有专文论述（详见《广西民族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本文拟通过考古学及文献资料，对秦汉时期中原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土著巨骆文化的影响等问...     

战国秦汉时期瓯骆宗教性青铜器探微

宗教性青铜器在古代西欧骆越民族的青铜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既有以铜鼓为领衔的主要用于娱神攘灾祛难的羊角钮钟及铜铃等组合乐器，也有用于陈放牲醴以祭祀神灵的鼎、案、尊、盘、耳杯等祭器，还有专１１用来为死者陪葬的人俑、马俑、面具、干栏建筑模型器以及用于驱鬼辟邪的刀、剑等法器。这些青铜器被赋予浓重的宗教属性与功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寄托着瓯骆入深切的情感与良好的愿望。炽热的宗教信仰及其活动以及祈求功利的需要，成为瓯骆青铜文化的发展和铸造工艺进步的巨大动力。     

广西战国至汉初越人墓葬的发展与演变

战国至汉初,广西为百越属中的瓯骆族群之聚居地。迄今,广西一地发掘的大量越人墓葬,当为瓯骆人的葬制。到目前为此,按资料业已公布者计,广西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114座战国越人墓,1座秦代越人墓,22座汉初越人墓,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资料。这些墓葬及其随葬品,既使我们看到了战国、秦和汉初三个时期广西越族的物质文明,也使我们知晓本地区当时越人墓葬发展与演变的大体情况。本文欲就后一个问题说说个人的粗浅看法,借以求得知者的赐教。一、墓葬形制原生态的人类,人死了不是充作果腹之物便是委之沟壑。自从古人萌生发展了灵魂     

美国“肯定性行动”中的族裔优惠与宪法平等

美国少数族裔优惠政策肇启于国内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诱发的社会动荡和国家撕裂。为纠正这种社会不公,美国在"肯定性行动"中实施了包括就业扶助、教育促进、企业扶持和政府合同支持等一系列扶持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客观改善了少数族裔的处境。但这些政策中基于族裔身份的区别对待,冲击了美国所追求的"无肤色社会"、"无(民族)集团宪法"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受到了来自社会与国家的双重牵制而几近消停。在有关少数人保护不断加强和少数人身份特殊对待已成为国际人权共识的后"肯定性行动"时代,美国"色盲"族裔政策面临着价值困境和制度转型。     

来华韩国人的族裔经济形态探析

全球范围内新兴移民目的地国的族裔经济现象日益增多,给基于传统“移民国家”的族裔经济研究范式提出了新挑战。来华韩国人的族裔经济形态呈现出“暂居者经济”的特征。暂居者经济是外来族裔企业家与当地人互动形成的、以居住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具有暂时性、松散性、情境性的族裔经济新形态。它不同于已有族裔经济的形态模式,为族裔经济理论范式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蛙纹铜鼓的文化内涵及社会功能初探

广西是我国发现蛙纹铜鼓最多的地区，壮族先民瓯骆、俚僚是蛙纹铜鼓的主要铸造者和使用者。铜鼓上所铸的立体蛙形象，是壮族先民崇拜青蛙和崇尚铜鼓的结果，反映了壮族先民进入农业社会后对雨水的依赖，把青蛙视为可呼唤雨水的灵物。同时，青蛙旺盛的繁殖力，被人们奉为多产的象征。将崇拜物青蛙铸于”通神之器”的铜鼓上，企以增强铜鼓的神秘灵性，用于祭赛神灵，以达到风调雨顺，生产丰收，人丁蕃衍的功利目的。     

客家移民流动与乡村聚落变迁——对一个华南乡村姓氏的追踪调查

探讨一个村落的形成发展是反映多样的异质性文化的基础,而追溯村落中的姓氏源流及其发展变迁乃是研究族群问题和现代村落形成的切入点。本文以华南的一个单姓客家继嗣群派系的发展为案例来揭示移民流动与乡村聚落变迁的关系,并由此分析现代村落中都市化问题、宗族发展新趋势及其对地方权力带来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在我国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等等.     

信任: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

信任是促进人际关系融洽和社会秩序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基础。中国与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证明,信任对于促进民族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今各民族基本上形成一种信任关系,但影响民族间不信任的因素仍然存在。要在各民族中形成一种信任关系的互动,必须坚持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同时需要各民族在沟通中加强相互理解、尊重与宽容,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以诚相待、彼此取信。     

人类学视域下的饮食与空间

起初,饮食人类学分为两大理论流派,即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唯心派和以哈里斯为代表的唯物派;之后,受象征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兴起了以西敏司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而饮食也从最初维持人的身体、生命之延续功能发展到市场上的供应、交换和消费;从单纯感性的食物品位演变成政治事务的一环。以饮食为载体的人类学理论呈现出一种社会变迁的意味。由此,笔者试图从空间关系来分析饮食行为,探讨饮食意义的转变与饮食记忆之回荡,并总结与反思饮食由“空间的饮食”向“饮食的空间”之变化过程。     

论壮族舞龙运动的起因

象征华夏民族精神的舞龙,广泛流传在祖国辽阔疆域的南北东西。广西壮族人民也非常喜欢舞龙运动,对于壮族舞龙运动的渊源,我们根据人类学、考古学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谈谈我们的看法。     

神话昆仑与西王母原相

昆仑丘与西王母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众多神话人物 ,构成中国神话的一个庞大家族。昆仑多义 ,大而别之 ,有地理昆仑与神话昆仑。本文所论 ,仅限于神话昆仑与山神西王母。　　 (一 )“神话昆仑”是一个有限制的概念。昆仑之丘是“帝之下都” ,是诸神聚集之山 ,如同聚集了众神的古希腊之奥林匹斯山。昆仑之丘又是“天地之脐”、“天之中柱” ,把天地连接起来。(二 )西王母的原相是昆仑山神。西王母居于玉山 ,穴居 ,其状如人 ,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胜。其职司是刑杀之神。西王母又兼为古之医巫。(三 )西王母是昆仑之丘 (西王母之山 )的王者。她有自己的领地 ,显系一个原始部落的女头领 (酋长 )。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略论

建国初期,随着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拟就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的具体内涵、政策制定的历史条件作一初步探讨。     

试论国民政府时期开发西北的思想主张

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后,对西北的建设颇为重视。当时出现了许多开发西北的可贵思想,今天看来,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菲律宾伊戈洛人与中国仡佬族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菲律宾的伊戈洛人与中国的仡佬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仡佬族中的一部分人迁徙过去的.本文认为,他们之间虽然有一种同源关系,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是同一个民族.     

浅析民国初年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变化

本文在分析民国初年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变化后,指出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是动态的文化,是具有自我选择性的与时俱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