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艺术史意义

一、对乐府是否“立”于汉武帝时期有关争论的简单回顾　　汉武帝“立乐府”之说 ,最早源于班固。他在《汉书·礼乐志》中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在《汉书·艺文志》和《两都赋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也说 :“暨武帝崇礼 ,始立乐府。”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亦曰 :“乐府之名 ,起于汉魏 ,自孝惠帝时 ,夏侯宽为乐府令 ,始以名官。至武帝 ,乃立乐府。”直至 2 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学者们多取此说…     

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汉代乐器,可知汉代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但又具有自身的特征。汉代礼乐制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经济、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汉时期礼的等级更加森严,彰显君主专制和皇权的无上权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武帝时期乐府的扩建及其职能的转变,汉代乐的自然功能更加世俗化,注重乐为人享用,开辟了汉代雅俗并存、繁荣多元的音乐发展模式。     

《文心雕龙》乐府篇的校勘与辞乐的损益方法

损益修改方法是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之一,《文心雕龙》的乐府篇记载李延年与乐府损益古辞的关系。但自从黄侃提出当为左延年、否定李延年的看法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黄侃的学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的说法更为可靠,此说不只是有版本依据,也有李延年曾经损益歌辞的文献依据。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又关系到乐府损益歌辞与旋律的入乐方式及其起源,对乐府音乐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乐府的损益修改方法并非只是损益歌辞,损益修改音乐旋律也是一部分,《文心雕龙》的记载并不准确。     

西汉乐府的职能演变及其名称的沿用

乐府与太乐是秦汉之际两大并存的音乐机构。在其有限的建置时期内,乐府的职能处于不断的演变、扩张之中。作为音乐机构的乐府在西汉末即被废弃,但其名称却在后代长期沿用,并且产生新的含义。从语义学角度来看,乐府的原始义是"音乐机构",随后又孳乳出"乐府诗"这一新的含义。进一步探讨乐府职能及其含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可以澄清乐府研究史上个别悬而未决的问题。     

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

汉武帝之前有无“乐府”官署的存在?这个问题,自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文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一段话,释“乃立”为“始立”以来,人们极少异议,“乐府”为汉武帝首创,成了传统的定论。一九七七年,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枚秦代编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

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晋文汉代以经治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没有深入研究的课题。为抛砖引玉并求得教益，本文拟就汉代用人与以经治国的关系作一粗略考察和分析。据史书大量记载，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其用人便深受经学的制约和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统治者依据经学制订了一整套...     

西晋黄沙狱初置时间考

黄沙狱是晋武帝时设置的监狱 ,何时初置 ,对此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太康五年 (2 84年 ) ,根据是《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五年 ) :“六月 ,初置黄沙狱。”《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刑法部》注引王隐《晋书》曰 :“太康五年夏六月 ,初置黄沙狱。”另一说法是泰始四年 (2 6 8年 ) ,根据是《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二九《牢狱部汇考》记载 :武帝泰始四年初置黄沙狱。太康五年初置黄沙狱书上有两处明显记载 ,而认为泰始四年初置的只是依据《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 ,这个问题本无争议 ,但问题就在黄沙狱治书侍御史官员设置上…     

汉乐府三题

汉乐府三题于迎春一乐府的设置不自汉武始１９７６年，秦始皇陵出土了错金银青铜编钟一件，钮上刻小篆体“乐府”二字，①明确无误地证明了秦朝即有“乐府”机构。广州南越王墓又有铜铙一套八件出土，皆铭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字样。这“文帝”当指南越文帝，不指汉...     

高启乐府诗简论

高启的乐府诗经常被笼统地视为唐以后毫无生气的拟古乐府诗中的一例。这种看法过于强调高启乐府诗中摹拟的成份,忽视了高启的创造才能。经过细致的分析和对比,本文认为,高启对乐府文学传统具有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其乐府诗在严格遵循传统的诸多要素的同时,表现出良好的修辞技巧,并善于翻奇出新。通过在横、纵两个维度分别与杨维桢和王世贞作比较,我们可以相对准确地认定高启在唐以后乐府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可以此为起点,讨论高启在明代诗史上的地位等问题。     

汉武帝“乃立乐府”考

乐府在秦代主要职责是制造和管理乐器,掌管俗乐。汉代初期仍设有乐府机构,至文、景之际曾被罢黜,至汉武帝时重立乐府。汉武帝"乃立乐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这一曾经被废除的音乐机构,而且大大地扩展了其职权范围,提高了它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集乐器制作与管理、俗乐采集与整理、百戏改编与排演、郊祀以及其他娱乐场合的歌舞演出等为一体的专职音乐机构。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北周武帝之死及其宗教文化政策

北周武帝死于慢性砷中毒,对北周武帝遗骸的生化与基因检测,可以确定其死因,并根据分子生物学复原其头像,给中古史研究提供确凿的新证据。这是重新认识该时期政治进程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钩沉佛、道文献记载,考索武帝与道士及服食仙丹的关系,判明其身边有一个道士群体,分为炼丹术士和具有理论的道士,他们都激烈地排斥佛教。然而,武帝禁佛并非如通论所认为的由道士挑唆所致,而是谋虑甚深的政治决断,目的在于通过尊崇儒学给北周政权建构国家文化,并通过禁佛而自居中华正统,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推进胡汉融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凝聚力。这一政策被隋唐王朝所继承,成为重塑国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方向。     

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

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是现存有文字记载的早期维吾尔先族——敕勒族斛律部的一首民歌。它久已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历代所称颂。然而这篇仅有二十七个字而百读不厌的佳品,有关它的作者、产生年代等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至今未得到一个起码应有的统一认识。今试探究一、二,以就教于方家。有关《敕勒歌》的记载,有两则史料     

关于拓跋氏继统制的几个问题

一、兄终弟及史学界通常认为,北魏之前的拓跋鲜卑王位继承实行兄终弟及制。如王仲犖先生说:“在拓跋氏自拓跋诘訜以下酋长的氏族传统中,例如兄弟轮替继承王位的兄终弟及方面,到了道武帝之后,兄终弟及制才为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代替。”①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不确。拓跋鲜卑建立长子继统制始自圣武帝诘訜。《魏书·序纪》:“初,圣武帝诘訜尝     

佛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比较

佛教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值中国封建社会鼎盛前期.它在传入过程中逐渐改造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和;尤其是传入时注重宗教思想传播,没有什么政治图谋,这满足了统治者需要,因而受到支持.基督教的传入稍晚一些,虽然前后有三次,但是前两次没有传入哲学思想,时至16世纪时,第三次才大规模传入,而在第三次,其传入目的则是要使中国成为罗马教廷一个教区,因而为中国统治者与人民所抵制.     

清初西北回民大起义史实考略

顺治初年,由于不堪忍受满清封建统治者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对于起义,各史书记载不同,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作丁一些初步的考证,以辨别真谬并求正于史学界。     

《蒙古秘史》所载西征前夕成吉思汗等人对汗位继承讨论的史料可信性小考

《蒙古秘史》载 ,成吉思汗西征前夕 ,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对汗位继承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确定了窝阔台为继承人。窝阔台向成吉思汗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成吉思汗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余大均先生认为这个答案与《史集》中有关两个誓言的记载相反 ,判定《秘史》中有关这个答案的记载为后人伪造。笔者认为两者虽不相同 ,但也并不相反。经过推理、论证 ,笔者认为 ,虽然有当时政治上的反复 ,也正因为如此 ,《秘史》所载成吉思汗的模棱两可的回答反倒应该是可信的     

金代孔庙的修建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终金一代,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女真统治者,曾经对各地孔庙,尤其是曲阜孔庙进行了大规模新建、重建、扩建和修葺,不仅光大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承了民族文化,而且也加速了金代女真族的封建化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宋代清理“留狱”活动述论

在司法活动中,能否准确而又及时地审结案件,关系重大。中国封建统治者把能否做到“案无留事”,看作是政治清浊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十分注意防止案件积压淹滞。从唐代开始,就按案件的繁简难易定立不同的审判期限。到宋代,这方面的措施又更加完备,特别是宋代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积压案件(“留狱”)进行大规模清理,最具特色。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期起到借古鉴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