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障碍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融合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当前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障碍重重,其中既有制度性因素,也有非制度性因素。随着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因素的松动和改革,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日益凸显,成为有待政府重视和舆论引导的重要方面。本文将着重论述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并探析解决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及破解对策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既是一个新亮点,也是一个研究新方向。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更有效地探索破解对策,通过对漳州、厦门等进城农民工进行随机走访交流、调查了解,并结合对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文章、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然障碍重重,包括制度、观念、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不仅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向新生代农民工敞开城市主人之门。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诉求：基于社区载体与路径选择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诉求。但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重要载体。以社区为切入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中,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和谐社会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城市融入问题也日益成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入手,进而指出阻碍其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并从政府、社会、主体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对于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社会保障分析

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但这一进程受到制度排斥和农民工自身素质双重因素的制约,作为市场机制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着制度支持和农民工个体作用的发挥,其完善与否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弱化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试图创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保障分析模式,分析社会保障对此过程产生的影响,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和城市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由于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了障碍,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以期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他们由城市＂边缘人＂向城市市民的转化。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

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问题、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以及信息的海量化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融入。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相关策略：政府重视新媒体作用,企业强化新媒体建设,自身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新一代主力军,其城市社会融入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通过问卷调查,采用实证方法分析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现状,梳理出影响城市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平等享有合法权利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依托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合数理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特征,并通过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交互分析对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结果主要表现为留城和回乡两种行为特征,性别、年龄、到京时长、社会网络、是否有耕地、经济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男性,无耕地,来京时间1～5年或8年以上,拥有业缘型的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良好;同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城市融入有较大的影响力.两次业缘型社会网络构建的风险期,对应着两次城市融入的淘汰缺口.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政治参与关系略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不高,既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他们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提高。针对其素养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理清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公民素养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理,以实现清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障碍,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维权意识问题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在城市权利诉求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深刻、更突出的变化。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发展特点,探究制约他们维权意识提升的症结,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和路径。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