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强调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这是先秦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合轨迹的直接反映,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诸族同根、中华为尊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奠基于抗战时期,具体表现为：对列宁民族自治观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以世界大视野为背景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对外族、中华民族及国内少数民族关系理论上的深入探讨。这些理论的奠基与发展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方针。     

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借鉴西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和夷夏变易观,提出了御外自强的"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是:联合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以构建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汉族是民族共同体的中心和主体;保存族粹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汉族主体与清廷权威,民族诉求与民主诉求,保存族粹与借鉴西方之间的矛盾是"大民族主义"的主要缺陷."大民族主义"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革命派民族观的转变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的贡献颇大.     

李大钊民族观简论

作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李大钊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有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对民族问题曾有过研究，并作出了“开拓性的建树”（江泽民语）。但在当代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中，人们对李大树的民族观和民族主义思想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分析研究李大钊的民族观和民族主义思想，有助于全面总结李大制的思想文化遗产，拓宽研究领域，从而更加深刻地透视其政治愿望与政治主张。一、对民族、民族主义及民族问题的认识李大别生长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彼时，中国已完全论为半殖民地、面临着极其复…     

论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者的“大中华民族”观

"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提出于1914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的人多了起来,其中包括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当然,由于政治立场、文化理论以及从事职业的不同,人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就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而言,他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的"大中华民族",这样中华民族才有能力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他们所讲的"五族同化"的实质,并非五族融合,而是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亦即所谓"汉化"。所以,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所提倡和使用的"大中华民族"观,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自决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而这种民族观是一种错误的民族观,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如果按照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五族同化",其结果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最终将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大中华民族"观持批判和反对态度。     

香满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

蜀身毒道、麝香之路与丝绸之路,都是古代中国西部民族与世界民族交流的古道。在这些古道的一端是具有适合香料产生的湿热、高寒自然环境的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元,且瘟疫、瘴气等自然灾害多发,并关系国家疆域的安危;在这些古道的另一端,是同样适合香料、香药生产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异域国度的世界各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香文化在丝绸之路等古道上,与世界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交融并生、和合共存。一直以来,香料、香药是丝绸之路等东西方交流古道上朝贡、商贸等活动中的重要物品,香被广泛的应用于古代中国的世俗生活和神圣世界,在民族传统文化交往、医疗卫生及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香文化成为实现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维系丝绸之路等东西方民族交往古道兴衰的重要文化纽带。借助香及香文化,古代中国各民族与异域世界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和合共存。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民族交流古道上丰富多元的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效构成。汉唐以来,香文化深刻的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构建。挖掘、整理香文化是共享丝绸之路精神、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宗教文化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     

从人生论美学到实践美学--中国悲剧观演变论

中国传统美学在伦理型文化的制约之下,从先秦时代以来就造就了"向内求善"的审美品格,从人的本性和特质出发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使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了人生论美学的特征,同时相应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剧意识.由于西方哲学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逐渐靠拢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探寻,王国维、鲁迅、朱光潜、蔡仪等在移植西方哲学美学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体系包括悲剧观,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艺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但人生论美学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长之处仍然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被中断或淡漠.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人类的自然实现为根本目标,能够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真正阐明悲剧的内在根源和美学特征.     

改革开放对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变迁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张力是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中国要融入世界,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关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内的社会、民族矛盾,这种双重压力促使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即从民族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部分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切和中国在全球化治理中对自身的定位和国际担当。实践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文明观、国际秩序观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对原有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的超越和重构,成功回应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张力关系。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出版于上世纪 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 ,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 ,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 ,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 ,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 ,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民族心态秩序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事关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重要问题。利益分配论、价值规范论与认同论成为当前学界讨论这一主题的基本范畴。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存在形式,是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并传播的主要载体;民族心态秩序是民族在既有价值规范体系下较为稳定的群体心理状态,是民族情感的集中反映。从"期望状态"、"族际互动"和"适应策略"方面考量民族情感建设,以合理的情感唤醒构建积极的民族心态秩序,促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观价值导向实现与民族心理认同的有效对接,无疑是这一主题研究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