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失而求诸野"--儒学不能离开时代

我们对古今儒家,只是在理论上作一些区别,对儒家要分清一与多、在朝与在野、古与今,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儒家,而且还尊敬他们.只反对对一些依赖权势或"愚而自用"的伪儒家--或者只是"口说一套而行动又是一套"的冒牌儒家.我们欢迎真正的新儒家,还盼他们到世界学术舞台中去争胜负,但我们坚决反对古往今来的有一些借儒家来施行压迫与剥削,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礼失求诸野”与孔子《春秋》--兼论“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上）

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礼失”是指“义”而不是“仪”,“礼失求诸野”必须坚持求“义”这一主体。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只是“礼失求诸野”的社会条件,而不具备“礼失求诸野”的价值追求。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天下无道”,则庶人议政（道）,才是“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从社会实践看,孔夫子晚年的开门办学传授六艺,特别是修《春秋》等活动为“礼失求诸野”树立了典范。处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化开放,更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坚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失求诸野”既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统”文化对统治阶级“政统”文化斗争的理论基础,又是“道统”对“政统”批判斗争的武器,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礼失求诸野”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礼失求诸野”与孔子《春秋》--兼论“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下）

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礼失”是指“义”而不是“仪”,“礼失求诸野”必须坚持求“义”这一主体。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只是“礼失求诸野”的社会条件,而不具备“礼失求诸野”的价值追求。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天下无道”,则庶人议政（道）,才是“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从社会实践看,孔夫子晚年的开门办学传授六艺,特别是修《春秋》等活动为“礼失求诸野”树立了典范。处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化开放,更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保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失求诸野”既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统”文化对统治阶级“政统”文化斗争的理论基础,又是“道统”对“政统”批判斗争的武器。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礼失求诸野”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礼失而求诸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想武器

“礼失求诸野”，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一种思维模式，具有比较完整而严密的逻辑结构，与“西学中源”说有本质的区别。“礼失求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作为一种对于异质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和对多样性文化发展路径的描述，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荀子礼之功能论

与孔子注重个人内在的反省不同,荀子更注重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对荀子来说,作为规范性的礼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功能:礼具有"养人"与"别人"的功能;礼具有使政治制度化的功能;礼具有对人的情感的规约功能;礼具有引导伦理教化与现世实践的功能。     

“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王船山《正蒙注》中的天地结构析论

王船山在《正蒙注》中提出“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的概念,从而形成一种天地结构,此天地结构对其工夫论有着奠基性影响。“在天之极”指的是神,即健顺阴阳之间相互感通的能力与功用。“在地之极”为五行中之土,而实即地本身,它为万物提供形的要素。神形之分即清浊之分,清通之神不能无碍地运行于重浊之形,“在地之极”其实是一种“分极”。但天道化生万物,实不能不通过地,且物之成形即各有其法则,此法则亦为物之构成要件,因此,地极与天极虽离而不离,但其间有等差。工夫论方面,若从天地之分的角度看,须超越形之限制,而有存神合天之学;若从天地之合的角度看,物之法则亦为人所当尽者,则有格物穷理之学。以“天道工夫”为主,而“地道工夫”辅之,“参两相倚以起化”,此为船山工夫论的总纲。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有见于社会政治及社会思潮的混乱,宋初的某些士大夫重视思考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张载就是其中一位。他找到稳定社会的工具是礼教。张载不仅"躬行礼教",而且发展了"礼"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学思想。将主要从礼的学理、践行及意义方面,来论述张载的礼学思想。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消解“百姓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对立——王艮儒学民间化蕲向之新探讨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致力于儒学民间化。儒学民间化是消解儒学生存危机、推进儒学发展的新路数。问题是,王艮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发展儒学的路向?它的思想基础、价值理念是什么?它的实践理念与实践途径又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对王艮所倡导的"儒学民间化"蕲向的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略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进程中的“礼失求野论”

“礼失求野”，是近代中国主张仿西变法的一种思维范式，具有相当普遍性和比较完整而严密的逻辑结构。它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并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巨大作用，且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     

"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 ——"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之二(上)

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中国古代文学所载之"道"与礼"义"同。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始于孔子修《春秋》。自春秋时起礼之义先后以经史和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历经坎坷而又矢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修《春秋》的文以载道精神,创造出深受民众欢迎并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典范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出现"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历史新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解决当代新媒体文学市场化庸俗化泡沫化倾向意义重大。     

"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 ——"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之二(下)

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中国古代文学所载之"道"与礼"义"同。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始于孔子修《春秋》。自春秋时起礼之义先后以经史和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历经坎坷而又矢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修《春秋》的文以载道精神,创造出深受民众欢迎并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典范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出现"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历史新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解决当代新媒体文学市场化庸俗化泡沫化倾向意义重大。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仪”与“朝”:明代朝参议政及其沦失的历史考察

朝参是明代君臣共同议决国事的重要制度。较之唐宋,明初朝参仪制屡经调改,趋于简化,形成更定起居礼仪、分立内外朝仪、弱化朝仪等级等独特运行机制,并在议政、理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君臣互动、决政、共治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初皇权造极之际君臣分明、礼法严明的秩序格局。至明中后期,朝仪繁冗杂复、废时误事,加之时有皇帝怠政不朝、廷臣惰政失朝,以致朝仪与朝政的矛盾日渐凸显,朝参也逐渐失去议政决策的原初功能,进而沦为仅是皇威至上、皇权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礼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