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探讨:第一,论述了大蒙古国时期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过程及使用情况;第二,由于驿站交通的前后继承性,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第三,以蒙古文乘驿公文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第四,总结了察合台汗国的重要交通路线。     

清代蒙古驿政

一、内蒙古五路驿站的设置 清初,因忙于南方的统一战争和平定“三藩之乱”,清朝政府还无暇顾及蒙古设站事宜。当时,蒙古地区尚无大的战事,过往蒙古各部官员,视路程远近和季节的不同,或自备马匹,或骑内地驿马前往目的地。所需口粮、草料等均由过往地方提供。路程较远的则有蒙古“边外驿马”,凭信牌由沿途各蒙旗安设的苏木驿站(或台站),供应驼马和食宿。据《大清会典》(康熙朝)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年)“索伦之入质者,在边外乘蒙古驿马,支给食物。入边,乘内地驿马,支给行粮。(同书,“驿递”)。各蒙旗所设驿站,均在各自界内,以所辖苏木为单位,自行安设。它是在各旗原有负责支应乌拉的专门机构基础上发展的。此后,蒙旗的乌拉制度逐步为驿站制度所取代,成为官设驿站的补充,或联结中央与地方交通运输的纽带。     

杜尔伯特旗与清驿站

清朝初牟，圣祖康熙在黑龙江设立驿站，建设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瑷珲的驿路，连接起京都到前线的快速通道，这是抗击沙俄侵略，保卫疆土的重大措施之一。杜尔伯特旗在驿站建设和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维护了疆土的完整，保证了政令的畅通。     

宋代的驿馆与邮传

驿有供往来使臣递卒食宿之房舍 ,故称驿馆。驿与驿相距 6 0里左右 ,与递铺构成邮传网络 ,是这一网络的联结点。驿有驿子、驿吏和递卒充役 ,有接待使臣、提供食宿、驿马、传送递角、担擎车驮运输物品等功能 ,东京和沿边驿馆内还可进行商品交易。驿对稳固边防、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鸡鸣驿·鸡鸣驿修复工程

鸡鸣驿城位于河北省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是一处建于明代的驿站遗存。驿城占地2200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城墙周长1891.8米。城墙表层系砖砌,里层夯土。墙体底宽8-11米,上宽3-5米,高11米。城墙四周均匀分布着4个角台。     

元朝国子学教官问题初探

国子学是中国历代王朝培植贵胃子弟的机构,是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因袭了汉族旧制,创建了国子学,在国子学中国子祭酒“掌学之教令”,是国子监的最高行政官员。通过元朝对国子学主要官员国子祭酒的任命,也能够反映出元朝国子学的办学情况。     

《明代驿站考》勘补二则

<明代驿站考>(增订本,杨正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很见功力的明代交通地理研究论著,该书图文并茂,考论精详,为文史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然典籍浩繁,偶有疏漏在所难免,此作勘补二则. 1.谷亭驿.谷亭驿为<明代驿站考>失考之驿.该驿属山东兖州府鱼台县,在县东二十里谷亭镇谷亭闸近旁.明初,因谷亭闸(此闸初建于元至顺二年)设有此驿,至"隆庆中,运河东徙,省递运所及闸"(<大清一统志>卷一四六"谷亭镇"条.案,<大清一统志>于谷亭驿亦失考),闸废,谷亭驿亦废.     

小说《李自成》地理方言小议

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写了许多李自成的家乡——陕西米脂的地理方言,乡土气息较浓,增强了真实感。但有些地理、方言在米脂人看来,运用得并不恰当。兹举二例: 其一,银川驿。《李自成》第二卷217页的注中说:“银川——明代的银川驿,在米脂县东北数十里处。”891页的注中又说:“银川——即明代的银川驿,在米脂县城东北。”米脂人一看,就知道是错的。米脂县广大群众世代相传,李自成当驿卒的驿站,就是现在城内马号坑台的马号遗址。李自成送公文     

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

1287年元朝在高丽国设置了具有羁縻特点的特殊行政区建制——征东行省。征东行省是元朝统辖高丽国的首脑机构,在高丽国的王都设有官署衙门,与高丽政权的官僚机构分署办公,征东行省长官的组成、下属机构的设置、官员的任免、统辖机制以及行省的职能都与元朝内地行省有所不同。高丽国并没有因为征东行省的设置而消失,而是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元朝末年,高丽恭愍王在位期间,征东行省作为元朝特殊行政区的职能被高丽国自行取消,高丽国又恢复到原来内属国的地位。     

汉代丝路上的“信使”与“翻译”：悬泉汉简所见“驿骑”与“译骑”

悬泉汉简中将骑马传递信息的人称为“驿骑”,负责递送比较紧急和重要的文书。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骑马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被写作“译骑”,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某些“译骑”指邮驿系统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将他们记为“译骑”是为了与“驿骑”相区分。在先秦两汉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专职翻译人员,亦即“象胥”“译”或“译者”等,为少数民族首领、国家机构或官员承担翻译工作。从悬泉汉简来看,这些专职翻译人员设置较少,在大量的民族交往活动中往往是由“译骑”等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兼任翻译。无论是专职翻译,还是兼职翻译,他们都对两汉时期的民族交往和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徽州方言探密之四：“细”与“小”何处分流

我们在看日本的电视纪录片时,随着其高速列车的行驶,沿途经常有很大很大的汉字“驿”出现在镜头里,特别抢眼;而在中国,无论火车汽车,每到一地,其车站的门上、屋顶上,地名后是一个“站”字：“北京站”、“南京站”、“黄山站”。这个“驿”和“站”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古代,它们是组成一个汉语单词的两个同义词素,这个单词就是“驿站”,它是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     

清代河南邮驿述论

清代中国政治管治的板块化特征,使其邮驿制度因地而异?河南位处要冲,连接南北,其典型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清廷基于控御全国物流与信息流的需要,以大梁驿为中心,按照各驿站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建立了连接南北?层级完备的地方性邮驿体系?这一体系涵盖驿?铺?塘?所等多种形式,包括人?畜?车?船等驿递手段,共按极冲?次冲?稍冲?偏冲四个等级区分职能轻重?随着国内政局稳定,军务减少,清廷调整行政区划,加之灾荒频发造成驿路变化,河南邮驿体系积弊丛生?清廷随即加强了对地方邮驿权限的收束与整肃?河南邮驿制度的变迁,反映了清代前期中原经济地理的面貌和发展轨迹,也展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     

明代东北驿站考

明朝在统一东北,建立都司、卫所地方政权的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管理,积极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明代东北各路驿站,多系沿用辽、金、     

明前期驿递夫役佥派方式初探

明帝国在开国之初就构筑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庞大而严密的驿递系统，其对明政府政权的巩固、政令的畅通、运输的便捷及经济贸易的发展等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整、高效的驿递系统。然而，为维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明政府主要以随田粮佥派夫役，杂以特殊人、户充当驿役。由于这一系统体系庞大，构成复杂，耗费至巨，且推行日久，病弊百出，驿递夫役不堪重负，不但大大降低了驿递系统的功效，而且使驿递负担成为贯穿有明一代的社会问题     

元代肃政与腐败的历史启示

元朝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也曾针对官贪吏污现象采取肃政措施，其中包括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监察制度，但收效甚微。本文在肯定世祖、英京等朝廉政措施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元代越反越贪的原因：皇帝本身是最大的掠夺者、挥霍者，因而是贪污腐败的保护伞；权臣以权谋私和吏员素质低下在元朝特别严重。     

茂兴驿路驿站考

肇源县茂兴站位于松嫩平原的中心地带,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地区的北岸,道路四通八达且与水路相连,陆路驿道主要有大站道,八虎道,春捺钵路、鹰之路、海西西陆路、边台。茂兴有关的水路,总共设有三个站,茂兴站是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特别是南北大动脉的要隘而成为北方地区最重要的驿站之一。茂兴之名始于明代晚期“,茂兴”是被强化了的汉语驿音。     

元朝茶户酒醋户研究

元朝茶户酒醋户研究高树林元朝茶户、酒户、醋户与盐户一样，皆为诸包户计的一种，都是研究元朝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由于盐、茶、酒、醋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都是元朝的禁榷物品，讨论其有关问题，应该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但因盐户的份量很重，内容也多，限于文...     

元朝

中国历代皇陵中大多数朝代的皇陵都已经找到，部分陵墓已经开掘，唯独没有发现元朝的皇陵。而且，元朝10个皇帝，世人连一个皇家陵墓都不知道。不仅这样，连元朝的王公贵族的埋葬地也鲜有发现。那么元朝帝王的寝陵是否存在呢？据史料记载，元朝皇帝均实行秘葬制度，即帝王陵寝的埋葬地点不立标志、不公布、不记录在案。所以，自明代以来，关于成吉恩汗陵和元代帝王陵的确切位置，就一直是人们探寻的热点。对成吉恩汗陵寝的具体位置有多种说法，如在鄂尔多斯高原；在蒙古国境肉的肯特山之南；在阿尔泰山等。既然是秘葬，不立标志、不公布、不记录在案，那么，种种正史、野史的记载自然可信度都不大。所以在没有足够的实物证据之下，元朝帝王的葬地也将一直会是个谜。     

昭示罔极：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立碑问题探究

将加封孔子诏在全国范围内刻石立碑，是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举措。立碑之议起于元武宗至大二年，至大三年立碑圣旨已普遍下发到各地。然因各地对待立碑圣旨态度不一、立碑方式不同，导致各地树立加封孔子诏碑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元朝对儒学推崇的力度有限，该态度影响到了立碑圣旨的执行效力。然不可否认的是，加封孔子诏碑对提升元朝儒学的政治地位、为儒家文化的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空间、推动元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树立加封孔子诏碑与加封孔子相辅相成，实现了将元朝崇儒之义“昭示罔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