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山村村民自治的民间基础分析--对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8个村庄问卷调查结果的解读和阐释

本文通过对 2 0 0 2年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 8个村庄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和解读 ,认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安排 ,在少数民族山村普通村民心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村民选举村干部的行为较理性 ,符合现代政治的理念 ;实行村民自治后 ,共产党组织在村庄政治方向和村务管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少数民族山村村民对村民自治还具有高认识度与低参与度共存的现象     

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对于西藏农区五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宗教权威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再度成为影响村庄政治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他们多不具有沟通政府、拓展市场、寻求资源等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村庄政治中的影响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本文还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各类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活动做了描述,认为宗教权威的活动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求,对普遍信教的村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权威的公共服务活动有助于创造村庄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强化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对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一种“文化支持”,有利于村民福利的改善。     

"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

<一个中国的村庄>是杨懋春先生撰写的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部民族志作品.它和<江村经济>、<金翼>等在早期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围绕这个村庄的多次重访,既是一种对中国人类学不远历史的追忆,更是新老人类学者间(当然还包括村民)的一种跨时空学术对话.     

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

根据作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一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西藏乃琼村变迁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藏乡村也不例外,特别是一些靠近城市的郊区农村,乃琼村便是其中之一。 乃琼村,是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乃琼镇下辖6个自然行政村之一。乃琼镇位于拉萨市西郊、堆龙河南岸,距离市区仅12公里,与堆龙德庆县城也相距不远,拉贡(拉萨—贡嘎)公路穿过该镇大部分村庄。全镇共有耕地21070亩,村民1669户,7209人,其中劳动力3989人。     

边疆安全学视野下的边民土地意识构建——以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为例

土地可以满足人类衣食足行的基本需求,基于土地创造的农业收入是农业人口家庭经济来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运动却将农业人口与土地分离,由此引发许多矛盾。本文以广西一个边境村庄的征地行为为线索,探索村民之间、村庄内部秩序以及村民与政府三组关系在征地前后的变化,以此说明基于土地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稳定人心的必要因素。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全。     

外向型经济与沈阳近郊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以浑河站西街道为例

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沈阳市郊朝鲜族农村迅速实现了从农业村庄向现代工业村的转型,随之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以外向型经济为推动力的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代表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也加大了市场风险冲击及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郊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的前途.     

“扎裤腿”与“织网子”:病毒笼罩下的村落命运共同体——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岭前村的民族志报道与思考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乡人在地理上对村庄进行了"扎裤腿",同时将家户和人口"织网子",由此构建了村落防护共同体,以之应对病毒传播或人群被感染的可能性。这一村落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设计,通过层层行政动员方式,由村落政权组织实施,全体村民自觉自愿参与而形成的。它建立在传统村落社区的基础上,既是一个地缘意义的共同体,与村庄的行政地理边界完全吻合,也是一个乡土人际关系的共同体,与家庭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伦理情感等传统纽带有密切关联。"扎裤腿"和"织网子"是其明显的建造技术与策略,它具有排外性和临时性特征。当疫情过去,这个共同体很可能会自动回落到原来乡村社区状态,不会对村落结构产生多大文化影响,但若干年后会存留一定集体记忆。就预防措施而言,国家应该恢复"赤脚医生"建制,做到每村一医,逐户逐人进行筛查,而不仅是对村庄实行简单的行政堵留或排外,而且可以应对未来暴发的各种流行病。同时建议,在疫情过去之后启动"健康乡村"建设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并行推动,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     

关系与权力:贵州中南部苗、汉村干部权力运用方式探究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正在发生改变。B镇是一个苗族、汉族和布依族杂居地区,汉族和苗族村干部在掌握资源和处理问题的主动权方面都在利用各自的方法和网络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在这过程中他们利用各样事件和机会来不断加强自己在村民中的"威信"。研究民族杂居地区村干部权力运行状况,对治理村庄和了解农村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从赣南山区自然村庄的消亡看农村社区的变迁

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村庄共同体理论模式,对赣南山区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试作剖析,探寻其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并以这一农村社区变迁的视角为探讨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发展的途径及规律提供一定的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白族人家

2015年1月2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洱海边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他同村民们拉家常、聊民情、谈生产、问生计,村民们争先恐后向总书记讲述农村的变化,习近平听后十分高兴。他强调,党和政府还会不断增加农业农村投入,支持农村建设发展,支持农民增收致富,大家的日子一定会更好。     

云南省牟定县碑厅彝族村村民自治刍议

村民自治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实现形式,是国家提升政治文明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农村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更是如此。本文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碑厅村村民自治现状出发,分析该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以及民族村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晚清闽东畲族乡村的乞丐问题——以九通畲村"禁丐碑"碑文为中心

清代道光年以来,闽东福宁府畲族村出现屡禁不止的流丐侵扰问题.为此,最为常见的防范措施是,村民吁请县衙"出示严禁",经过县衙批准,畲族村民设立"禁丐碑".与此同时,畲族乡村成立自卫组织,以巡查田园、保护村庄.该组织既得到了县衙的认可,也受到县衙的严格控制.     

少数民族地区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分析——湖北长阳龙舟坪镇7村庄的调查

本文以湖北长阳龙舟坪镇7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为资料,分析了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主体——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考察了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以期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建设。     

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

埃及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埃及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埃及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此后该问题一直是埃及对阿拉伯政策的重要方面。埃及的积极推动,为巴、以和谈僵局的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方面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埃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村庄内部市场交换与乡村人际关系--科技下乡中的人类学视野之三

科技下乡促成了村庄内部市场交换的产生.通过对村级集市和村庄内部生产交换的分析,认为村庄内部市场交换满足着目前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分工与合作需求,从中衍生出的"团体格局"人际关系,并不是对原有的"差序格局"的打破、取代,而是在农业生产科技化的场景下,村民们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式.     

科技开发 收入翻番

凤凰县官庄乡大弯村,是一个山多、坡多、耕地少的地方。过去村民年年开荒,年年欠收,不仅吃粮靠统销,用钱也要靠救济。为了摆脱贫困,村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例如栽树、种经济作物等。但是,由于缺少科学技术,这些办法未能奏效。     

宜居戽口 美丽家园——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戽口村跻身全国首批美丽宜居村庄

正2013年11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首批20个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戽口村获得"中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称号,是湖北省唯一获得该项殊荣的村庄。戽口村位于风情宜人并享有"全国环境优美乡镇""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乡"美誉的恩施市芭蕉侗族乡,辖10个村民小     

对鄂东南农村婚礼"送礼"的人类学考察

有关中国人"送礼"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礼尚往来"层面,而对送礼过程中的礼金数额则缺乏应有的关注.通过对鄂东南农村一场婚礼的考察,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亲缘关系中,所送礼金的轻重多根据亲疏远近而有所不同;地缘关系中,村民送礼的多少则以同属于一个村庄这一形式化的结构关系为依据;业缘关系中,所送礼金乃遵循经济理性的法则,在工具性送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建立关系网络的努力以及由这个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收益预期.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桂北村落以"天地国亲师"为崇拜对象的传统民间信仰把集体仪式嵌入到村庄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与子嗣在阴阳两界之间互相支持,而兄弟与村友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这种信仰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