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训注释学初探

圣训注释是圣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对圣训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和阐释。穆斯林学者对圣训注释的重视从收集圣训时就已开始，其后出现了卷帙浩繁的注释作品。这些作品在遵守相应的注释规则的同时，也各有特色。有注重词语解释的，有注重教法律例的，有关注意义的，也有关注传述系统的，不一而足。对于圣训的研究，仅局限于翻译是不够的，在圣训翻译已取得一些成绩的我国学界，适时推出相应的圣训注释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圣训与苏菲行知的关系研究

圣训与苏菲行知的关系研究在汉语文献中是一个空白领域,学界几乎没有涉及此问题。文章作者在查证了大量圣训及苏菲行知原典以及近现代阿拉伯语、英语和乌尔都语文献的基础上,从苏菲行知的传统定义、苏菲行知的基本要素与圣训的关系、苏菲行知在圣训总框架中的位置三个方面论述了圣训与苏菲行知的关系。结论认为苏菲行知就是圣训在伊斯兰教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延伸,是伊斯兰教宗教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圣训”看伊斯兰教的和谐理念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所追求的和谐理念,特色独具,内涵丰富,底蕴深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和谐,强调人的自知之明,以彰显超验精神和终极关怀;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强调人类同根同源,理应爱人如己,以彰显普善和博爱精神;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中国伊斯兰教圣训学研究现状评述

伊斯兰教圣训学是随着对＂圣训＂的收集、整理、考证、甄别、研究而衍生出的一门独立学科。中国的圣训及圣训学研究自20世纪以来有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对中国圣训学研究现状做了详尽梳理,并就今后圣训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圣训的伊斯兰法功能

圣训作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及圣门弟子阐释《古兰经》和实践伊斯兰教的言行记录,具有重要的法律功能。通过这一功能的发挥,庞大复杂又极具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法终成为了一个高度紧密、有机联系、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     

圣训学家穆斯林·本·哈贾吉及其《圣训实录》

圣训与《古兰经》同为伊斯兰立法渊源。《穆斯林圣训实录》系圣训的主要经典之一,它在伊斯兰教中地位举足轻重,其辑录者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是著名圣训学家,也是圣训学奠基人之一。《穆斯林圣训实录》既是圣训集,又是最早的圣训学典籍。它为日后兴盛的圣训学奠定了学术基础。透过穆斯林不凡的学术生平、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对其《圣训实录》的介绍,对缜密的圣训学作一管窥蠡测。     

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方法

文章认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在近20年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将伊斯兰教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尚需要在研究方法上作必要的改进，应测重于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量度化研究、有选择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和集成研究等。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圣训”与伊斯兰教的婚姻家庭观

“圣训”所反映的伊斯兰教婚姻家庭文化特色鲜明,值得深度开掘。“圣训”中,如鼓励结婚,反对独身主义;坚持信仰第一的择偶标准;尊重择偶的自主权;注重婚姻道德,反对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强调家庭伦理,提倡尊老爱幼等思想与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     

丝绸之路与中国伊斯兰教

祖国西部的新疆大部分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色;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曾经贯穿西部与新疆地区,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制约与传导作用。丝绸之路是这一地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基础,而丰富的伊斯兰文化则是该地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如何科学地对此加以整合,将关系到西部与新疆地区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学在俄国

俄国中国学研究历史悠久,同欧美等国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俄国的中国学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俄国的中国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俄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重要研究机构、丰硕的研究成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ESP翻译研究近40年(1978-2016)

近40年来,我国ESP翻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分四个阶段进行综述:1978-1989年为第一阶段,以引进ESP概念为先导,研究以EST为中心;1990-1999年为第二阶段,ESP各次语域的研究全面展开;2000-2009年为第三阶段,开始对ESP翻译理论作系统研究;2010年以后为第四阶段,ESP翻译和翻译研究越来越依赖网络和信息技术,有了技术转向。     

延安学研究述评

延安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近年来,学术界从延安学总体性研究、延安学分支学科研究、延安学历史学科研究和延安人物研究四个方面对延安学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延安学尚处于初创阶段,有分量的学术著述和论文较少,还须进一步拓宽延安学研究的视野,开拓其研究空间,努力探寻新的研究方法,加大史料发掘、收集整理的力度．     

中国饭店业投资发展的趋势分析

文章从投资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饭店业未来的四大发展趋势。一是全球化趋势,表现为国外饭店集团对中国市场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以及本土饭店跨国投资发展的条件日趋成熟;二是市场化趋势,全球化冲击下中国饭店市场的投资理念、投资方式和投资区域的市场化特征将越来越显著;三是多元化趋势,未来中国饭店业的投资主体、投资领域、投资品牌都将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四是集团化趋势,未来中国饭店业的信息化投资大潮必将催生一批超级饭店集团。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近10年来后现代翻译理论的热点之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传播到中国后,译界学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研究;同时,也提出了不少质疑。本文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其所遇到的种种诘难进行了阐释,并初步探讨了如何更好地促进该理论的中国化。       

新红学--新国学

“红学”的严格定义是对中华文化文史在“小说”中的表现体现 之考索阐释，而不是一般性的文艺评论、赏析之类的“读后感”。准此，考证遂构成红学的 重要部分。1921年以来，学术界称胡适创立的考证学派为“新红学”。而该文提出：今后的 “新红学”应具有新时期的特色，应比文史考证的简单层次更为高层，主要聚焦于从中华大 文化的意义上来观照《红楼梦》。这样的红学，方能形成真正的“新红学”，而这种学术研究可以定位于“新国学”这一先进 、崇高的坐标之上。作者同时也举例指出：反对“考证”的声音一向很响亮，但考证能解决 重要疑难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创作的特色。是以考证这一中国学术传统的 特殊研究方式和手段，在“新红学”的未来发展中，将会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论翻译学的规范性与描写性

翻译学的规范性,意为翻译学就某一文化中翻译应该如何实施制定规范,翻译学的描写性,则是翻译学对人类经验世界之中由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构成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关于翻译学的描写性和翻译学的规范性之间的关系,翻译学描写派和翻译学规范派展开了长期争论,两派各执一词,至今未有定论。实际上,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讲,翻译学既具有规范性又具有描写性,二者之间构成平行共存、互为补充、彼此促进的关系。     

西北回族聚居区天课制度研究

伊斯兰天课制度被中国穆斯林视为＂天命功课＂,现今依旧存在于西北回族聚居区,继续发挥着其效力,深刻影响着回族穆斯林的生活。本文试图通过甘青地区穆斯林社区个案研究,阐释西北回族天课制度的内涵及特点,并努力反映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