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話余——与俞敏同志商榷

<正> 讲汉字总得讲点儿六书,似乎自来如此。不是人们安于守旧,实在是因为六书有一定科学性,拿来讲汉字、学汉字能收实效的缘故。俞敏同志作《六书献疑》(见《中国语文》七九年第一期,下称《献疑》),列举六书种种缺陷,贬六书于可废之列。这是值得讨论的。我们想,六书之说能成为中国文字学的根基,并非偶然;成为学习汉字、研习古汉语的工具,也非偶然;自许慎阐述六书后,围绕许说注家蜂起,聚讼纷纭屡见于史,更非偶然。当然,《献疑》中指出的六书的某些缺陷也是实际存在的,这要实事求是。本文就六书的一些问题略陈芻见,就教于俞敏同志及读者。关于六书,前人说过的话真可谓多矣,我们要说的又无创见,只可称之“话余”而已。     

郭沫若确曾脱党——与裘燕同志商榷

今年第三期《淄博师专学报》发表一篇公开信,就我们在《略谈郭沫若的党籍问题及其研究状况》（以下简称《略谈》）一文中关于郭沫若脱党的观点进行批评,并多有指摘,质问我们用心何在。虽然我们觉得作者裘燕似乎对拙作未加细读,更未透彻理解,所提问题又尖锐刺激,咄咄逼人,但我们仍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争论,应该欢迎,并乐于和裘燕同志一道,继续讨论问题。     

从严师得宽厚的余冠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是文史界的卓然大家，但是人们还很少知道，他与毛泽东先生曾高度赞扬的“宁愿饿死，也不须美国救济粮”的爱国名教授朱自清从师生到朋友的一段史话。多识字反挨揍，7岁成了“小姑爷”。十一二岁在报上连载滑稽小说，未成学问大家，先成“体育明星”余冠英与朱自清一样，都与文化古城扬州有著极其深厚的感情。朱自清原是苏北东海人，6岁全家搬到扬什I。所以朱自清自云：“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了。现在仁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二我比…     

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至五月,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第二篇是《替曹操翻案》,第三篇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三篇文章都是因为作者在话剧《蔡文姬》里面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改变了《三国志演义》和传统戏曲里的曹操形象,所以写点历史论文来替曹操“翻案”,同时也替话剧《蔡文姬》作点宣传。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当时也参加争鸣,写过《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一文,不同意郭沫若同志对《三国志演义》中曹操艺术形象的否定,但对于历中人物的曹操也未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写《曹操评传》,研究了东汉末年的历史,也     

我对《老子》的看法——答韩强同志

我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老子不是唯心论》的文章,引起了韩强同志对我的批评(见1981年第3期)。我认为相互批评,对于促进认识和解决问题都有好处,所以,我对批评是欢迎的。不过,我写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了解古代哲学单靠注释训话是不够的,还需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第一,还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即致电邓演达,“准委郭沫若为副主任”。这时,郭沫若在汉口,革命军正处攻占武昌的前一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就鲁迅小说《弟兄》与张永泉同志商榷

鲁迅小说《弟兄》和它前后的《伤逝》、《离婚》等篇一样,也是标志着《彷徨》的技巧越来越圆熟的成功之作。可是《弟兄》所得到的研究,评论,相对较少。一些论者对于《弟兄》主人公张沛君的评论,在我看来,也是不够公正的。其中以张永泉同志《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较为典型。因此,本文拟就张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点不同看法,与张同志商榷,并就教于鲁研界的其他师长。     

《故乡》主题管见——与陈根生同志商榷

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故乡》,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多年来研究分析者颇多。但是,由于作品含蕴丰富深刻,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主题的认识迄今还很不一致。 部编中学语文课本注释说:“这篇小说以‘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通过闰土二十多年前后的变化,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一九八○年,陈根生同志在《辽宁师院学报》二期发表《〈故乡〉主题商     

对《东山》诗的解释

有的同志来信反映,希望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新增添的《东山》诗加以解释。这里请中文系林俊荣同志作一解释,不一一复函。在中学文科教学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来信告诉我们。     

《子虚赋》《上林赋》考辨——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龚克昌同志在《(天子游猎赋)辨》(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龚文)一文中,认为《文选》所收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应称为《天子游猎赋》,萧统不应该把它分成两篇,并认为除《天子游猎赋》之外,司马相如还另有《子虚赋》和《上林赋》。对龚文这些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今不揣鄙陋,粗陈浅见,既与     

对《西风颂》翻译之管见——与杨熙龄同志商榷

<正> 中国读者对英国浪漫派杰出诗人雪莱(1792—1822)的诗作并不陌生,他那举世闻名的《西风颂》更为多数读者所熟知。《西风颂》是一首“颂诗”(ode),这种“颂诗”原来是古希腊文学中的一种抒情诗体,是描写庄严、高雅主题的,结构严谨,语言优美,常常可以配曲演唱、舞蹈。雪莱的《西风颂》所采用的是贺拉斯颂诗的一种变体。全诗共分五章,每章十四行,每行五音步,抑扬格;但它与一般的“十四行诗”(sonnet)又不一样,因为它每章是由四个交错押韵的三行组(terza rima)和末尾两行对包(couplet)构成,其韵律是aba,bob,cdc,ded,ee。雪莱的《西风颂》有多种中译本,他们分别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英国诗文选译集》(王佐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2年6月出版的《雪莱抒情诗选》(杨熙龄译),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于1984年出版的《世界抒情诗选》(其中《西风颂》的译者是江枫)以及《译林》1982年第二期(译者卞之琳)。上述译者都     

《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与何向东同志商榷

何向东同志在《演绎推理的新形式》一文中提出:“思维的形式,总是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着、完善着,作为专门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应当不断总结人类思维的新成果。”这一倡议是富有价值的。从亚里士多德创建传统逻辑体系至今,已经二千五百年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真是“千年暗哑实可哀”。何向东同志身体力行,率先探索,     

也评《李白与杜甫》——兼与谭、宁二同志商榷

郭老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京赴奉先县咏怀》)显然是脱胎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并且说:“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见《李白与杜     

郭沫若与《诗经》

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家.他不仅曾戎马倥偬,啸傲沙场,而且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和鲁迅一样,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四射的无产阶级勇士.在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包括《诗经》研究领域,他也有许多前无古人的成果.他研究《诗经》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在这一方法下得出的结论,在我国和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可以说,我国现代在《诗经》研究方面有见地的著作,大抵都吸吮过郭老成果的营养.科学地总结郭老的成功经验,对《诗经》研究的后来人,是有益的事情.     

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二)

郭沫若同志所谓的“奴隶”,竟能受到“超经济剥削”和“超额的剥削”,竟可以出现“应有的耕作之外的超额耕作”;其全部劳动不是“表现为无偿劳动”,而是按规定与“奴隶主”共同“分成”;“奴隶”的生产“三分要献出二分”,留下“一分”以维持自己的“衣食”。郭沫若同志认为:“奴隶”的“耕作”是有一定的“定额”的;“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也是有一定的“定量”(定度)的。对于这样的“奴隶”,马克思则名之为“农奴”     

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三)

郭沫若同志认为:奴隶制时代实行“寓兵于农(意为“寓兵于奴隶”)”的办法,“奴隶”有服兵役的义务;当发生战争时,便征调“耕田”的“生产奴隶”入伍,令其“被坚执锐”地为保卫奴隶制国家而战斗;平时,则把一些“奴隶”武装起来,令其“带武器”来“拱卫”(环卫)奴隶制国家的“国王”。这又是怎样一种“奴隶”?     

读郭沫若同志《<毋忘台湾>序》

《<毋忘台湾>序》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为《毋忘台湾》一书写的序文,写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一九五五年,我校谭彼岸先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这是一篇郭沫若同志所未收集的佚文。一九五七年,《毋忘台湾》一书的编者、中央民     

关于对马赫及其《力学》的评价——与李醒民同志商榷

马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代表”。1883年,出版了他的一部科学史著作《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以下简称《力学》)。《力学》是在他的题为“历史发展中的力学原理和机械论者的物理学”的讲演(1862年)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历史根源》(1872年出版,以下简称《能量守恒》)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着眼于分析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物理学这一领域涌现出许多新的成就,特别是电磁学方面的新成就,使经典力学的机械自然观陷入了困境。在这样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物理学界泛起了怀疑论的思潮。马赫的《力学》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作者在这部著作的德     

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一)

前言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也就是关于周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已进行了四十多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则一贯认为周代是"奴隶制时代".这观点或学说,近十多年来似乎已成为"定论",或被当作权威性的"定论"来看待.但是,我认为,如果从先秦的全部第一手材料出发并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对之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便很难认为这一观点或学说是符合中国古史的实情的.所以,我从来不同意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