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特质

宋末元初,江西成为两大遗民词人群体聚居地之一。本文勾勒了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的基本状况,从江西区域经济、文化角度以及遗民群体心理视角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并对江西遗民词人的特质作了初步分析。     

清初词人曹溶大同裁缺归里时间辨正

曹溶（1613—1685）,字洁躬,一字鉴躬,号秋岳,一号倦圃,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著名词人,有《静惕堂词》一卷。清人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中说：“国初……长短句……倦圃领袖一时”,评价甚高。邓之诚说：“溶填词最负盛名。”朱彝尊认为“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把曹溶作为浙西词派的“先河”。曹溶以其创作成就,对清词的中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提倡和推动作用。     

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     

论清初山西廉吏诗人创作群体

清初山西诗坛特色独具,其最引人注目的是廉吏诗人频出。这些廉吏诗人政绩突出,为官清廉守正,甘于清苦,表现出了传统的儒者情怀;他们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或表现政事之余的诗意生活,或感怀宦海之艰难,或流露为宦之心曲,宦情色彩浓厚,在情感指向上,亦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他们清廉的为官之道与具有宦情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清初山西诗坛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山西"俭啬"、"崇信"、"尚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勤俭节约的民俗民风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清朝赣人所著诗话经眼录

本文叙录作者所见清代江西人所著诗话十二种,述其作者生平、写作年月、内容及版本流传之迹.     

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

清代女性诗歌创作十分繁盛,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称清代女性诗文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其繁盛的原因,过去多从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繁荣、教育的发展等因素进行探讨,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从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这一新的视角进行阐释,或许更符合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     

关于清诗总集的选人与选诗

清诗总集作为历代诗歌总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选人、选诗方面,自然与前代诗歌总集有着基本的共通之处,但同时也不无本朝的某些特点.对此进行总结概括,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清诗总集本身,以及历代诗歌总集的变化和发展.     

宋八家词人考略

宋代陈旉、严抑、赵汝恂、倪翼周、胡文卿、郑达可、臞翁、应灋孙等八位词人的生活年代和里籍等情况,历来不明。经勾沉载籍,考知陈旉(1076—1149后)为南北宋之交人,以布衣终老;严抑(1108?-1156),建炎二年(1128)进士,历官至权工部侍郎,知信州;赵汝恂,宗室子,孝宗时浙江德清人,进士出身;倪翼周,即倪民献,福建罗源人,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胡文卿,孝宗时浙江余姚人;郑达可,福建莆田人,宁宗庆元二年(1196)以上舍释褐入仕;臞翁,即南宋著名诗人和诗评家敖陶孙(1154-1227);应灋孙,理宗时浙江舟山人,仕至承议郎。     

清代诗歌中的一组特殊意象——“汉”与“胡”

清代诗歌中 ,有许多不同于前代诗歌的特殊意象。清代诗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往往根据当时的时代特征对传统意象进行大量的修正和改造 ,赋予了它们新的、特定的内涵。“汉”与“胡”便是一组分别指代明王朝与清王朝的特殊意象。清诗中“胡”的用法有三种 ,一是用“胡”的字面义 ,二是用与“胡”有关的典故 ,三是用“胡”的谐音 ,特别是在用“胡”的谐音这一点上 ,表明与传统意象相比 ,清诗“胡”意象已有了新的内涵。与“胡”相对的“汉”指明王朝 ,但与“秦”“汉”一组意象不同的是 ,“胡”“汉”一组意象具有强烈的民族矛盾色彩 ,主要是从民族关系上考虑的 ,因此可以看作是清诗中一组相对独立的意象系列。     

情到狂时烧破眼--解读清初虞山派诗人钱曾

钱曾历来备受文献目录学史重视而长期为文学史家忽视,然而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感和深厚才学性情的诗人,是清代虞山诗派的中坚.在清初用诗笔记录了血与火的历史,留下了许多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篇章.他的一些以西昆为范式的诗绮丽瑰妍而朦胧凄迷,其中部分作品有所寄托,值得重视和研究.     

清代前期的人口问题--兼论决定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在决定某一时期人口总量的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中国从秦汉至明清的人口增长呈三个阶梯.每上一个阶梯都伴随着生产技术、耕作方式的较大改进,尤其是新的作物品种的引进.中国人口规模跃上六千万、一亿、四亿这三个台阶是与冬小麦的推广、占城稻的普及和蕃薯、玉米、土豆等作物的引进分不开的,可以说,人口规模每上一个台阶都是以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其主要的支撑.在中国历史上,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决定了或是限制着人口的增殖水平,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总是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繁殖后代"的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清代前期,人口规模从一亿上升至四亿,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清代前期是中国现今人口问题的奠基时期.     

清代前期台湾选官协办制度初探

清代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实行边俸之制,台湾各级官员任期三年。雍正七年(1729)实行选官协办制度,台湾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县任职一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雍正八年调整为任职二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随后再经微调,至乾隆八年(1743)基本上回到康熙时期任期三年的原点,从而取消了协办制度。协办制度是清政府考虑到在台湾任职较为艰难的实际情况,而优待体恤赴台官员的变通办法,是清代台湾选官制度的一场小试验、一个小插曲。协办制度的推行,表明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及其对选调赴台官员的慎重,是强化理台政策以加强治理台湾的重要表征。康雍乾时期如此重视台湾,又如此想方设法加强治理台湾,可见如某些论者所谓清政府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