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与中国对难民问题治理的比较研究

难民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东地区面临着复杂且形势严峻的"难民海啸",中国也遭遇了大规模"难民潮",难民保护和治理难度很大,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发展。难民问题复杂,牵涉较广,影响深远,需要国际社会和国家政策多层次、多领域协调合作、共同治理。对涌入中东地区和中国的难民现状、难民治理进行结构分析,并加以比较,从而提出双方治理的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推动双方难民治理迈上新台阶。     

论国际法语境下的“环境难民”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环境的日益衰退,"环境难民"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环境难民"并不能获得"公约难民"的资格和待遇。相应地,"环境难民"所指称的"因环境因素导致的人口被迫迁移现象"引发了国际法对该问题的多层次思考。为此,应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一步完善国际法的建设,为解决"环境难民"提供合理的国际法路径。     

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商会是一个互益型民间组织,但在动荡岁月中动员上海工商界积极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筹募急赈各省水旱灾民,"九·一八"后筹募救济东北难民,救助遭受天灾战乱的本埠贫民难民,发挥了重要的慈善救济公益性作用.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体现了它在兼顾社会责任和会员利益、在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权力权利的制衡和互动中的相机选择,反映了商会与政府、商会与其他社会团体在特定时期的相互关系.     

清朝前期(1644-1839)湖南灾荒频仍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对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历史背景的探讨,离不开对陕北地区农业生态的系统分析,离不开对该地区粮食供需状况的历史考察。对影响陕甘宁地区农业生产诸多要素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趋于衰败的陕甘宁地区粮食负载能力极为有限,其承载人口的能力也因之受到极大限制,因此,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粮食危机的出现和生产运动的战略选择并非偶然。大生产运动触动了凝固的陕北农村社会,改变着破败的陕北乡村的面貌,其整体发展出现转机,陕甘宁地区的人口发展、经济组织、社会结构均开始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边区农民传统的社会观念、思想意识也因之发生着改变。     

荷兰战后移民及其影响

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导致印度尼西亚和苏里南大量人口移居荷兰;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荷兰从地中海沿岸国家输入大量劳工,随后劳工移民带来大量家庭移民;80年代中期以后,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纷纷进入荷兰,成为荷兰移民的重要部分。随着类型多样、来源广泛的移民不断进入,荷兰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外来移民的存在,尤其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存在,成为荷兰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试论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

难民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近年来由于地区间冲突、宗教矛盾、恐怖活动等不断发生 ,难民危机日趋严重且日益复杂化。 2 0 0 1年 ,联合国首次将每年 6月 2 0日规定为”国际难民日” ,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本文试通过分析比较 ,对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加以探讨。     

论明清移民与巴渝文化的新变

人口是区域文化特性形成的核心因素和基本要素。明清时期巴渝地区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战乱等因素,人口锐减。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成为该区域人口恢复和增长的主要因素。移民促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各亚文化发展至清中后期逐渐融汇一体,对巴渝文化的序列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清代前期的凤翔社会

明至清所修五部凤翔府志反映了明清时期凤翔地区的社会状况:1.明末战乱使凤翔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2.清初豁免地丁、兴修水利和道路,恢复了凤翔经济,又广泛任用汉人作官并旌表忠孝节烈,稳定了凤翔社会秩序.3.乾隆年间,凤翔地区人口耕地增加、市镇恢复、城池修葺、学校兴办,呈现盛世繁荣景象.4.生产力低下和剥削残酷使农民生活仍然贫困,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教育落后导致的民众观念的保守愚昧,使凤翔社会盛世局面的难于持续.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新方法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异质文化体系间深层次的碰撞、融合给学术研究方法带来丰富、创新的机会。此时的《诗经》研究作为现代《诗》学的创建期，其研究方法在方法的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学科方法上的突破无不受益于此。新《诗》学方法为《诗经》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它的总结亦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积极的借鉴。     

海德格尔对尼采永恒复返思想的解读

从尼采的谱系学角度分析海德格尔解读尼采永恒复返学说存在的局限性，具体分析尼采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复杂关系。分析认为，海德格尔批判尼采缺少了德国乡土的向度，实际上这个向度相对化了；海德格尔看重形而上学问题，并依此批判尼采的缺失，而尼采哲学的根本问题不在此；尼采对于理解欧洲虚无主义问题具有重要性。     

白居易的中隐观与中隐园林

仕与隐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难选择.作为中唐文化的代表,白居易调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出仕与退隐中达到了很好的平衡并提出了中隐的概念.白居易亲手建构的私家园林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小学教师薪资及生活状况

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小学教师的薪资和生活状况,不难看出:尽管他们的薪资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并不算低,但相对于当时广州这个城市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小学教师较为特别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再加上时局动荡,政府时常拖欠、折扣工资等,实际上广州小学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有时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小学教师的这种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给他们日常教学、自身素质和职业发展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90年代专书词汇研究论略

九十年代专书词汇研究的进展，表现在题材范围扩大、内容的完备化、方法的科学化、价值的多元化四方面。专书词汇研究的不足表现在缺乏完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专书词汇的研究应寄望于未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财政金融业的改革及其挫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国力渐趋强盛。为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日本于 1 93 1年 9月 1 8日发动了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 ,使中国的财政金融业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右翼势力宣称 ,“从历史角度来考虑 ,我们怎么也无法把那段日本历史看成侵略的历史”。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现代财政金融业从起步到抗战时期的挫折 ,正是日本对华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又一历史明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卢梭的梦与苏格拉底

卢梭继承苏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他以苏格拉底哲学质疑启蒙运动。卢梭提出,商业文明滋生出毫无公民责任感的布尔乔亚,而人类社会的最佳状况是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中的人们才能够追求德性。与之相应,公民社会中的哲人不应当普遍启蒙民众,因为启蒙运动只会使民众暴露在自然的暴戾之中而无处容身,哲人也必然随之变质。无论是在政治著作中还是在自传性著作中,卢梭都意在调节公民社会与公民哲人的关系,并试图建立适合公民社会的宗教或情感教育。可惜的是,卢梭的继承者们没能坚持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他们对卢梭的偏执理解反而推进了现代性浪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探析

运用现代品牌学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的名称和创立者的类型、商标文化特征与广告营销模式,说明这些品牌在当时对繁荣社会经济、丰富人民生活、支持抗日战争、革新社会风尚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旨在为今天陕西品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