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媒介技术带给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风险——基于社会时间概念的反思

从社会时间概念对建制化的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进行反思,无论是法律规章的刚性界定,还是学界的义理辨析,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系以工业时间和管理者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思维的延伸,而数字技术给虚拟空间的个体带来了时间上的个人可欲与无限可能性,解构与重塑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追求的相关治理主体。作为反思的结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与学理辨析亟待跳出危机管理层次,将“前治理”作为在新技术语境下重新阐释和分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理论的补充性概念。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分析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为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采取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相应形成了三种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从我国目前这三种分类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内在运作机制的分析可见,尽管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追求效率的逻辑,但面对治理机制自身合法性的约束,各种治理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并不理想,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面临着重重阻力。为改变这一困境,结合当前垃圾分类治理的新形势,应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的认识,鼓励各方力量参与,整合多元治理机制,实现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     

公共服务视阈下农村固体生活垃圾的危害与处理对策

当前,农村固体生活垃圾问题日趋严重.与城市相比,农村在固体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供给体制不健全、供给规模不足、供给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垃圾种类与比例、离城市远近和交通运输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虑,解决农村固体生活垃圾问题.     

农村垃圾治理的困境及消解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垃圾围村的现象也不断涌现出来。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本文在阐述农村垃圾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村垃圾治理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相应地提供了消解的对策性建议，以供有关部门治理农村垃圾参考。     

捡垃圾搞连锁 年赚三四十万

在广州打工的钟建强,通过不一样的方法把捡垃圾做成了事业,实现了连锁经营。1.垄断小区垃圾。钟建强与小区物业签订协议:他负责免费将垃圾运到填埋场,每月交给物业1000元承包费。物业不准外人进入小区收废品。这个协议既让物业公司增加了收入,又规范了小区内的垃圾回收秩序。钟建强每天让人专门接听电话,负责上门服务。这个小区共有2800多住户,一个月的垃圾能卖八九千元,净赚3000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法治机制建设应适应后工业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社会风险和治理难度都空前加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采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将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承担与治理逻辑内嵌于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构建领导中心与协商共治的多元主体结构,有序合理地将社会治理资源实现高效精准配置,同时将法治原则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内涵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共治体系结构中,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和对权利实现的全方位保障。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律治理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日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概述了国外垃圾分类法律治理经验,简要分析了我国垃圾分类法律体系不足,并在重点剖析广州市垃圾分类法律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从法治角度就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建议。     

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转型与框架建构

农村垃圾问题与垃圾成分和处理方式密切相关,而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密切相关。农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道德倡导的"合意",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得以在自然环境与乡村社会之间得到均衡处置。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道德约束在农村撤出,导致村民随意丢弃垃圾和垃圾围村等环境问题。而国家介入农村垃圾治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践,却悬置了农民垃圾处理的积极性,带来农民环境责任感消失、农村垃圾治理不彻底等问题。新时代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合意性合作关系,建构基于"五个基点"的垃圾治理框架。     

循环经济的微观动力不足及其"源头治理"——以电子垃圾的循环利用为例

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持续化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着循环经济运行微观动力不足现象,电子垃圾循环利用遇到的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文以电子垃圾的回收困境为例,运用现代产权经济工具,证明对循环经济运行微观动力不足的困境也可以进行"源头治理"。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政府的预警困境与治理对策

基层政府位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报告的最前端,提高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预警能力,有助于为整体防控赢得宝贵时间。然而政治承包责任制、理性官僚制和知识—权力制的三重委托—代理,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带来了现实困境,并且博弈分析证实了消极预警通常是优先策略。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的压力和结构性张力,需要遵循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两条基本路径,实现绩效型政府与责任型政府的统一,优化基层政府治理绩效评估机制,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的知识—权力结构。     

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评价及提升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成为促进乡村绿色发展的保障。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下,亟需加强研究。本文采用DEA方法中的BCC模型,构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资源禀赋优劣密切相关,治理效率较差的乡村的垃圾和污水治理技术水平偏低、治理效率提升空间很大。本文就此提出对策建议:采用先进的垃圾、污水治理技术,加强乡村垃圾污水治理跨区域合作,加大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建立保障农民全员参与的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与垃圾短信的法律规制

垃圾短信的泛滥已非“专项治理活动”所能解决,对垃圾短信的规制需要更加综合性和体系性的法律措施。现行法律规范主要从“内容”界定来规制垃圾短信的方式存在缺陷,应考虑以个人信息保护为切入点,结合“行为”的角度来规制垃圾短信。具体而言,应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框架下,规定个人信息合法收集者的保密义务、非法盗取者和非法传播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同时,加强垃圾短信治理专门法规的建设,对运营商、SP等主体进行规范;并且在特别法立法完成之前,积极利用普通法的一般保护手段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遏制垃圾短信的泛滥。     

对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的质疑与思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作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日趋突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垃圾回收作为减轻垃圾处理负担及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有效模式而大力推广。但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垃圾回收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垃圾治理模式,不具有成本有效性。垃圾治理应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重复使用率,政府应减少强制性的垃圾回收,而将政策转向征收适度的垃圾填埋税(费)。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对全国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管理和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因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9．11事件”后对中美关系的思考

“9．11事件”为中美改善关系提供了机遇,中美合人打击恐怖组织及其罪恶活动,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然而,美国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是通过打击恐怖主义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因此对“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改善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     

“帕奈号”事件及美国对其采取温和路线的原因

"帕奈号"事件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一桩恶性事件,其目的是用火力侦察的手段试探美国对其扩大侵华战争的反应.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反应是激烈的、愤怒的,其严重程度足以引发一场战争.然而,美国最终对其采取了温和路线.究其原因,主要是:罗斯福总统不愿采取把美国拖入战争的措施;当时的公众舆论也不利于美国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孤立主义者有效地利用了民众的反战情绪;美国政府担心此事件会影响美日贸易.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无能的态度.     

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

日军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方为缓和对美关系同意美使馆人员最早返回南京.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阿利森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遭受侵害的中国妇女却为美日两国政府及舆论所遗忘,被提交军法会议的日军官兵的罪名也是殴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强奸中国妇女.美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美方的政策和行动却只限于维护本国在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