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东南互保新探

义和团运动时期,我国出现了北方战火纷飞、东南议约互保的奇特局面.对于东南互保多数论者把它看作一幕"丑剧",其主要策划者张之洞也被且为"通敌叛国"者.也有少数人对张之洞及其策划的互保歌功颂德.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均欠妥切,有重新认识之必要.1900年6月,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东南督抚通过盛宣怀、余联沅和沈蔼苍等人与帝国主义列强议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使长江流域及东南数省形成了互保局面.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出自帝国主义和东南督抚的共同需要,也是当时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物.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首领     

论“东南互保”

1900年夏季,正当中国北方义和团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在南方,由英帝国主义策划并导演,大买办盛宣怀穿针引线,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东南诸省督抚,派员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了《中西官议订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 最近有同志写文章,谈及“多年来,‘东南互保'遭到学术界的否定,被斥之为‘一幕     

义和团战争期间清政府“停还洋款”始末——以东南督抚为线索

义和团战争时期,清廷为筹备军饷,曾谕令各省暂停偿还所分摊的各项“洋款”,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对此坚决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还洋款”风波不仅反映了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博弈,也暴露出东南社会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性.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

“外侮急迫”,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基本现实。统治阶级成员因为对这个切关宏旨的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而区分为“抵抗派”和“妥协派”,前者的代表有林则徐、左宗棠等,后者的代表有李鸿章,袁世凯等。但也有些人却呈现较为复杂的状态,如张之洞,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既有前中期维护国家主权的壮举,又有后期策划“东南互保”、出卖铁路权益的不光采行径。而他发生这种转变的关口,是中日甲午战争。在这次大规模外战中,张之洞一方面继续坚持其做京官清流以来,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时所表现的抗战派传统,另一方面,他这一时期的主战言行已蕴蓄着依附帝国主义的因子。这为张之洞日后的转折作好了铺垫。     

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刘坤一被罢两江总督探因

刘坤一是湘系集团元老,他一生三任过两江总督。当他在第二次任上时,突然于1881年10月28日被清廷罢黜,竟至“家居守拙,一瞬十年”。刘坤一丟官的原因何在?在“10·28免职令”前,确曾出现过张之洞、陈宝琛等弹劾刘坤一不称职的奏折,其中主要揭发刘“嗜好素深,又耽逸乐,比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广蓄姬妾,日中始起,稀见宾客,公事一听藩司梁肇煌所为,且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对此,刘坤一也曾辩解过:“内有一二端尚出有因,特不如是之甚。此外横加诬蔑,令人难堪”。几件经核实纯系“迁就人言”的奏折,居然能使一个堂堂的封疆大吏被不明不白地拔掉顶戴花翎,赋闲家居十载而不得起用,是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距今百余年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曾就是否恢复我国新疆领土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争论,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前者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根据当时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协以谋我、此呼彼应的特点,得出了“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结论,坚决主张收复新疆领土,提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论点.后者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他在一八七四年底就首先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并以大办海军需用大量军费作借口,主张放弃新疆,专重“海防”.     

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过去研究中有一些不够准确或不够公正之处,其中包括: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几件事情的经过和内情进行了如实的描述,并试图对李鸿章思想和活动的真实一面做出客观评价。     

论张之洞的军队建设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吏,以创办洋务企业和推广近代教育著称,但其身后清廷却谥之以“文襄”二字。《清会典》卷二载有关谥法的规定:“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道光皇帝亦曾有“文武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之谕。张之洞出身于科举正途,由学政、言官而出任封疆,“未尝躬亲战阵,以武功特著也。(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34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版。)因而有人认为“文襄”之谥于张之洞实不相宜。其实,张之洞曾声称练兵之事为其“身心性命之学”,(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并尝以“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为座右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兼及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张之洞、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 ,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 ,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都主张废科举 ,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同时 ,由于所处地位、所持立场的不同 ,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张之洞强调“稳中求变” ,梁启超则“趋变求新” ;张之洞主张进行“通才教育” ,梁启超则主张“新民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 ,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 ,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人才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海军装备建设

李鸿章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中共”“自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兴办军事工业,筹办近代海军。李鸿章参与了近代海军建设的全过程,是晚清建设近代海军的实际组织者。关于在这方面的功过是非,许多论者、包括台湾以及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述。本文着重从他在海军装备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说点看法。一、李鸿章积极组织领导了晚清的制器,但始终不主张清廷自己制造轮船。1862年6月,李鸿章奉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命令,率军6500人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洋人联合围剿太…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李黼平对岭南诗歌的贡献

清朝嘉道年间,拟古之风弥漫中国诗坛.“客人三先生”中的李黼平,继承岭南诗歌的优秀传统,关注现实,诗风雄直,“翘然特出,不为风气所局”.李黼平不仅是“粤诗冠冕”,“直有清二百年风雅宗主也”.他的诗歌创作,是岭南诗歌继张九龄之后的又一高峰.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徐树铮与1918年奉军入关及影响

1918年奉军入关是在徐树铮导演和策划下的一次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其目的在于“借奉打直”,复活段内阁,从而贯彻段祺瑞和自己制定的“武力统一”的“国是”主张,实现国家统一。徐树铮成功引奉军人关虽然达到了复活段内阁,继续推行武力统一的短期目的,但从长远看也埋下了直皖失和、奉皖失和的伏笔,从而加快了皖系的灭亡,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荡。     

李鸿章参与甲申政变说质疑

甲申政变,亦称“甲中易枢”,是发生于1884年4月8日的清军机处大改组事件。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五大臣,全部被罢黜。随之推出个新军机班子。这次政变震惊了朝野,有人将它与辛酉政变并议,视为“二十三年中两大变局”。刘厚生先生在《张謇传记》中提出,“罢斥恭王”是“那拉氏、醇王及李鸿章三人合作的”,认为李鸿章参与了甲中政变(以下简称“刘说”)。笔者对此实难苟同,试以管见相辩。 一 甲申政变是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合谋的产物。权力转换,是其易枢的根本动机:一方面为慈禧和奕訢之间,围绕着谁控制皇权问题,明争暗斗长达20余年,以后者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权力而了结;一方面为奕譞受慈禧拉拢怂恿,自恃父以子贵,与奕訢的分歧激变成谁掌握枢权的同根相煎,结局是奕譞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