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蜀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远流长、特色突出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蜀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今日所说的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蜀学研究是以具有蜀学学术特色和与四川学者有学术联系为范围,其时间上限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于当今。加强蜀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

＂巴蜀文化＂是华夏禹域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灵魂与精华。蜀学的灵魂与精华,可以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的梳理而予以揭示,其重点体现于其思想与理论。大致而言,蜀学在哲学方面向有＂深玄之风＂,但又＂玄而不虚＂;在史学方面,特别注重＂文献之传＂,尤其重视＂通观明变＂;在文学方面,往往能开一代风气,且可表仪一时。蜀学之神韵与风骨,呈现为以下三端：经史为基,儒学为本;学风崇实,经世致用;融会贯通,赫然名家。未来蜀学之发展,应当继往而开来,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20世纪前期,西蜀学者刘咸炘撰《蜀学论》认为,自周秦以来,源远流长的“蜀学”主要表现在易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蜀学的学术特征则可用以文史见长和崇实而不虚两点来概括,进而认为蜀学的文化特征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蜀学论》是晚清蜀学“复兴”以来,早期“蜀学史”研究中最富代表性的篇章,表现出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新史学的特征。     

论苏氏蜀学的学派特征

苏氏蜀学由四川眉山苏洵（1909～1066）及其二子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7）创立。苏氏父子独标新帜,公开援佛道入儒,形成包括张耒、秦观、黄庭坚、补之等文人学士在内的蜀学学派,其特征为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长于经史文学,理论思维薄弱。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论张耒学术文化思想对蜀学内蕴的契合

张耒出自苏门 ,其文学创作风格与苏辙相近 ,但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 ,却对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吸收 ,尤其是对道的内涵的复杂性认识 ,对性命问题的探讨 ,以及对宇宙生成问题的看法 ,都从根本上融会了蜀学精神 ,为蜀学的发扬光大以及整个宋学的丰富多彩作出了积极贡献。     

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

"蜀学"包含学校、学人、学术三大要素,这些要素在晚清的四川都得到了迅猛发展.此时"蜀学"在教育机构上位居全国前列,在人才培养上英才辈出,在学术造诣上更开拓了创新气象.晚清"蜀学"沿着清代"以复古求解放"这一路径,成功将"复古"运动推进到西汉(今文经学)和先秦(诸子学和古史学),使中国学人知两汉经学有今古文学相争的历史,揭开中国经学研究新篇章;晚清"蜀学"具有大胆怀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和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晚清"蜀学"毋宁说是中国儒学的新阶段和中国经学的新形态.     

道德仁义礼：“蜀学”核心价值观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自孔子形成“仁智勇”三达德和“仁义礼”的修身模式以后,子思、孟子以下诸儒随时变迁,各有构建。子思托其圣祖力倡“仁义礼智圣”五行,孟子私淑孔门开启“仁义礼智”四端,荀子常用的则是“仁义礼乐忠信”的搭配,至董仲舒最终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儒家的核心价值以其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式,深入人心,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余年。儒家学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其思想内涵不仅兼收并蓄、取百家之长,而且因地变迁、各呈意态。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自古具有法天则地、重道贵德的传统,蜀中学人将道家思想与儒家理念结合,创造性地构建和发展了“道德仁义礼”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原儒者“仁义礼智信”之外别开一枝,独具特色。这一观念从西汉严君平开其源,扬雄扬其波,中经唐之赵蕤、宋之张商英、苏东坡,明之来知德,直至晚近刘沅、段正元等前贤的继志绍述,形成了持久一贯的“蜀学”核心价值体系。相较于正统儒学的价值观念,“蜀学”的核心价值具有“形上与形下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功能,正可弥补儒家对本体性终极关怀和道家对实践性现实关怀等方面的缺失。厘清这一价值体系,对于促进儒道互补、知行合一等新儒学体系构建,不失为可以备选的学术路径。     

狭义蜀学的学派属性——以《三苏经解》为论域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 “心学” “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论苏氏蜀学衰隐的原因

论苏氏蜀学衰隐的原因粟品孝无疑，宋代眉山苏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首先是大文学家，以其卓尔不群的文章议论知名当世，彪炳史册。但他们同时又是大思想家，受儒学复兴运动和三教加速融合的时代浪潮所裹挟，疑经惑传，谈性说理，形成著名的苏氏蜀学。有学者曾作如...     

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

本文论述了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三苏蜀学”的基本思想内涵,并通过对《东坡易传》的分析阐述了蜀学的几个基本特点。     

提纲挈领 钩沉索隐──评《宋代蜀学研究》

以往学术界对宋学的研究，比较重视对理学及廉、洛、关、闽等地学术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对蜀学、湖湘学等地学术的研究。这种研究现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宋学的要旨、宋学中各地学术的特质、各地学派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妨碍对宋学的准确认识。有鉴于此，四川联合大学胡昭践教授和刘复生、粟品者博士于近期出版了（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3月版），对宋代④）l地区以儒学为主的学术及科技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既提纲事领，从总体上把握宋代蜀学的学派构成、理论特质、发展演变的阶段，以揭示…     

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

元祐更化后,反变法阵营发生分裂.蜀、洛两党交恶,矛盾公开化.两党交恶,表面上看源于权力之争,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蜀学"与"洛学"在思想领域里的尖锐对立.作者深入分析了苏、程两家对<中庸>这一儒学经典的不同认识与看法,试图阐明蜀学与洛学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形成对立的根源所在.     

二苏论“道”及蜀学学风

苏轼(公元1037——1101年)、苏辙(公元1039——1112年)为北宋时期蜀学代表人物,其学术虽以文学见长,但在哲学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二苏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道”与其它诸哲学范畴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二苏哲学的理论体系。由于二苏的“道”多来自道家,指无形的宇宙本原,是非有非无的精神实体,是事物的规律,故本文重在论述二苏最有特色的其它方面,下面依次述之。     

严复晚期旧学观探析

严复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其在晚期大幅度地否定西学 ,回归旧学 ,有其对旧学独特的文化理解 :旧学是国性民质之源 ;旧伦理道德是塑造国性民质之核心 ;旧学精神永存。他同时提出“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旧学。这无不体现了严复晚期充分的民族自信力和深沉持重的文化识见 ,也蕴含着他对中国国情的冷静观照。然而这种文化态度对旧学作了超时代、超民族的理解 ,淡化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转型、文化融合、文化创新和迎纳世界新知的自觉意识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