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文学本土化:现实诉求与理论创新

"本土化"研究是当下文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对本土化以及本土化价值的重视既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着自我突破境况的集中体现,又是新时期背景下中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学的本土化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克服"影响的焦虑",由"自卑"到"自信"的外在表征。廓清本土化的学理内涵,在本土体验的基础上对文学本土化生成范式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当代文学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格义”之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清末民初之际,作为一种思潮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走过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在早期传播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格义”之方法论,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大同、井田制、墨子等,比附接引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学习不够系统,理解并不深刻,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甚至主观上还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但客观上的确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开了一扇窗,逐渐让国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塑了未来社会之理想图景,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文学他国化与“变文格义”:隋唐佛学中的变异思想

变异学的重要创新理论之一,是文学他国化研究。"变文"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出现的一种说唱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印度文明互鉴与交流的成功实践,是异质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碰撞,并最终在文学观念上融合创新的产物,是变异学的重要案例。"格义"是产生于中国佛教史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汉魏两晋时期一些佛教学者用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去比附印度佛教概念的方法。本文拟通过分析"变文"与"格义"中蕴藏的变异思想,以论证隋唐佛学中的"他国化"变异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从而论证"他国化"不仅能解决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能促进文明互鉴、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文化创新。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思想闪电”:中国共产党重塑社会主义中的唯物史观新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使社会主义浴火重生,关键在于前所未有地深刻阐释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规律,这构成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实践最为深层次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阐释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集中体现在对改革的深刻认识。改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层面的特性,更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它是一种对现代生产力积极主动的调整和适应。改革的实践终结了社会主义的僵化现象,激活了社会主义成长性的基因,丰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内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了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逻辑。     

“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借用新的"现代性反思"理论资源"重写文学史"事实上出现了三种研究向度,其中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特别引人注目。新左派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将1942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指认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并高度肯定这种文学及其主导性地位的合理性。本文分析了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并指出新左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毫无反思,对这一概念的内在纠结与困境毫无觉察,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大概念迷信"。     

试述胡锦涛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阐释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 、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 一些新归纳、新概括、新阐释。这既有深刻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更需要有高度的理念修养 ，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

"现代性"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阐释的关键词,然而,"现代性"这一概念却在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那里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今天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述当中,这些概念的歧义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实际文学问题的真切把握,影响到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以期对中国文学的问题本身有真正新的发现.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现代性:文化冲突的表征和文学阐释的维度

现代性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解析现代性传播中的话语冲突以及现代性焦虑的形成和激化入手,能够更恰切地理解获取这一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确切地把握中国式现代性的文化表征。由此,可以在现代性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联系的阐释中,建构认识论的基础,提供方法论的启示。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解现代性之复杂性的路径,也是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之特性和丰富性的路径。无论"一体化"时期,还是"一体化"解体之后的时期,中国文学现代性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以意逆志”:文学阅读学的再阐释

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在当前如何更好地提升、转化,以适应当前的现实需要,怎样在当前语境下更好地把握古代文论的精髓,是进一步研究古代文论、反思古代文论阐释的重点。本专题从"和谐"的现代转换、"以意逆志"的再阐释以及对20世纪陆机文学思想阐释的反思三个方面选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更好地把握古代文论的精华,发挥古代文论在当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