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之必然要求。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 ,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部门和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显示 ,我国推进政府问责制之新政已然发轫。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 ,推进政府问责制之重要性和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 ,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03年以来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重行政问责，轻法律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问题。强化领导者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强化管理绩效评估活动，明确领导者职责等是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必然选择。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政府绩效评估以其倡导的"顾客至上"、"公众本位"等理念,在现代公共管理领域承载着改进公共责任机制的功能,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责任机制。在我国,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指标、程序和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削弱了其问责功能。当前,可以从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健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制度来建设良好的问责文化、促进问责主体明确化、问责内容具体化、问责程序无隙化、问责制度化、问责信息化,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完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转型中的创新战略与我国教育的现实选择

:1978年以来 ,中国创新系统比较平稳地从政府主导的强形式 (政府指令型 )向政府主导的弱形式 (政府引导型 )转化 ,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政府协调”型的创新系统。转型过程中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教育体制之间缺乏协调性 ,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之一。教育系统的整合要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整合相一致。我国转型中的创新战略是追赶战略 ,是以模仿创新为主并兼顾局部自主创新的追赶战略。作为创新主体之一的教育系统的整合 ,必须选择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一 )教育重点应放在普及初中等教育 ,延长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和主体应是本专科应用型教育 ,兼顾相当的基础研究教育 ;(二 )要建立一个多样化而又互相贯通的教育系统 ;(三 )人才培养要从学科为中心向学习者为中心转变 ;(四 )教育制度创新应以培养人才为核心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科技财政支出对省级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聚焦于科技财政支出与省级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研发投入、不同创新主体政府研发经费配置、基础研究投入对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发现在我国科技投入存在结构和区域不平衡的情境下,政府研发占比、政府科技经费配置结构、基础研究占比的影响性值得认真区分、慎重对待。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绩效评估与政府责任机制的完善

政府绩效评估既是推进政府责任机制完善的主要手段,又是一种有效的政府责任机制。应通过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构建多元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构建体现科学发展观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问责和绩效问责信息资源公开机制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结果运用与全面问责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机制。     

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

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在心理学的视角下,这种个体对政府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可以称为政府信任感。政府的绩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会文化、媒体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个体的的层面出发,民众的政府信任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风险性的政府信任行为的结果使得民众不断更新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信任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政府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政府数字化转型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数字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先导性工程。如何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研究运用2009—2019年23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务云计算中心试点启用为政策干预构造准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问题。实证研究发现：(1)作为政府创新示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区域创新绩效；(2)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本区域创新绩效，而且对于经济和技术水平接近的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政府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政府内部管理的创新活动，其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一种可能机制是通过权威主体的创新示范，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规范型助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绩效。     

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理论回顾、观点梳理及发展前瞻

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内涵、评估指标与模型、评估推进方式以及绩效改善与提升对策四个层面;而国内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展势头良好,逐步从通论介绍性研究转向本土化专题研究,侧重对政府绩效评估微观技术层面的研究,总结反思性研究也初见端倪。深化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要加强对政府绩效评估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以绩效改善为核心的政府管理创新对策以及政府特色项目管理绩效评估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之研究：一个基本知识层面的分析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的研究基础源于问责内涵之界定,主要形成行为说、过程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观点。行政问责不是固定概念,它因国家政治制度确立的不同权力关系形成多元类型,也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目前西方行政问责研究的主要趋势有三:一是探讨公私伙伴关系中公共组织的问责缺失;二是研究地方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转型;三是关注公民参与社会问责的形式与绩效。借鉴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问责系统的建构与完善。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地方官员的博弈策略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为缓解人地矛盾、解决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而制定的一项政策.地方官员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了直接影响.基于人性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对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地方民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进行探析,有助于透视地方官员的行为驱动力结构.为规引地方官员行为,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的顺利运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评估机制、地方官员行为监督约束机制和地方群众民主参与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及整治对策--一种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失衡现象,内在原因就在于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的组成人员--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加强对这种自利行为的约束对策是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决策制度;改革现行干部评议、晋升、薪酬和问责制度;规范公共事业听证制度;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     

公民问责的行动模式及其要素分析

公民问责是公民发起的直接指控或主张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活动,分为公民问政和公民究责两个相对独立的行动范畴.根据公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形式多样的公民问责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信任合作型、问政追理型、评议考核型、究责诉讼型等行动模式.不同的问责模式反映了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并在参与者范围、参与深度、问责的对象和内容、激励方式、制度化水平和问责效果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科技创新政策绩效为何被扭曲:基于企业迎合的实证解释——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一手数据,基于迎合理论,对企业在R&D补贴申请中的迎合行为进行了识别,并实证分析了迎合行为对R&D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存在策略性增加非发明专利投入、对标政府科技专项设立研发项目等行为,以向政府发送虚假的研发能力信息,迎合科技创新政策筛选标准;企业迎合行为会削弱科技创新政策的正向引导作用;政府R&D补贴目标导向的短期性和企业研发投入长期性间的冲突是诱发企业迎合行为的主要原因。研究建议,健全R&D补贴的遴选标准,综合考虑新产品产出等产出性指标;转变R&D补贴激励机制,实行"科技券"等后补助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研发创新中的主导性作用,减少政府替代性选择行为。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