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共享经济的产生与蓬勃发展。共享经济是一种借助互联网共享平台而形成的新型经济组织方式,它革新了经济组织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合作关系。推动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应加强行业监管和引导;创新监管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加大政府对共享经济的扶持力度,在政策和资金上对共享平台的发展提供支持,营造良好的共享经济发展环境;强化共享平台信用体系建设,引入保险公司进行押金、违约金等担保,降低参与共享平台的安全隐患。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的权力本质与监管科技

认清垄断本质是科学监管的前提。当前学界对垄断本质的理解侧重经济属性,忽视了其权力属性,从而影响了对垄断本质的正确理解。从权力的视角来看,垄断本质是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与财富结合所形成的新型社会性权力,其鲜明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天然对抗性、片面追求私人经济财富的单一效率性和对人主体地位的褫夺性,生成逻辑在于由平台组织、数据要素和算法技术共同构成的“三维”空间。新型社会性权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产物和客观存在,国家权力无力翦除,但可在共存中通过创新监管范式进行积极而有效的规训。文章秉持以科技驯服科技的理念,监管科技超越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为政府监管注入科技因素,利用技术优势深入平台内部,提高监管效能,推动监管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期为规训新型社会性权力提供一种可能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在借鉴全球经验的基础上,应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选择最优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平台主体、第三方机构参与的“三位一体”实施路径,有效规制垄断权力,使数字经济造福于人民。     

中国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机制研究

平台经济是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监管对推动平台经济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与欧盟GDPR、DSA、DMA及美国CCPA等平台治理规制的系统梳理与比较发现：我国监管机构将人民利益、市场公平、技术创新与国家安全等确立为平台治理四大战略目标,政策诉求远超欧美。受多元战略目标与具体国情影响,在我国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过程中,执法措施具有不确定性、机构改革较为滞后等特征,始终贯穿于我国平台反垄断、隐私保护、社会公益与安全三大制度之中。面对平台治理的严峻挑战,我国出现了“随机式罚款”“选择性监管”等问题,平台经济监管效果较难达到预定政策目标。文章指出,为推动平台经济发展,亟须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新模式,打破欧盟超强监管模式;改进监管手段,细化分类分级负面清单;扩展监管主体,推动平台自治与用户参与;完善反馈机制,建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制度创新: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

由于地区之间制度结构存在差异性,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制度的垄断利润,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开展制度创新的动力.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实现制度创新的意愿往往受旧的制度体系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及非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有必要通过在本地区内建立新制度的"试验区"和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放松对本地区经济管制,加强社会意识形态宣传等途经推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步伐.     

网络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及其有序表达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已逐渐成为一个反映民意诉求的重要平台,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应重视网络民意表达,变"堵"为"疏",转变网络舆论管理机制,加强网络立法和监管力度,构建网络问政平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网络回应长效机制,加强主流媒体阵地的建设,积极引导网络民意表达方向,规范并保障网络民意表达行为,推动网络民意的表达有序,促使其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从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化改造的不同机制和路径

产业数字化改造是推动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数字化改造的主体,但学界目前对这两类产业数字化改造的差异缺乏研究。目前,制造业与服务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存在不同的机制和路径。其不同机制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数字化主要是提升生产效率,而服务业的数字化可能重塑发展模式。不同路径主要表现为：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要加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包括加强工业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工业数字装备和软件、推动供给端标准化、推进工业数据流通和共享,以及加强对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而服务业数字化改造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包括发挥市场和企业作用、完善服务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服务模式和业态创新、规范数据使用秩序和标准,以及加强消费互联网平台包容审慎的反垄断监管。     

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行政法治化之道

数字经济在生产力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形式、市场主体形态等方面存在新特点,决定了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需要更加优良的新型营商环境。新业态存在市场准入困境,监管过于严苛导致数字经济存在融资难题,数据安全保障不足导致网络市场缺乏安全性与稳定性,数字经济行政纠纷解决的司法环境并不十分优良,成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现实挑战。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关键在于提高行政法治水平。应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政府立法质量,健全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良法体系。以比例原则具体化数字经济新型的包容审慎监管理念,防止产生过宽和过严两种监管极端。以安全与效率并重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强反平台垄断执法,不断增强数字经济行政纠纷解决的公正高效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南海实践与思考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改革,是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佛山市南海区坚持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作为"先手棋"和"当头炮",以"信息化+标准化"两大创新为引领,创新简政之道,激发市场活力;创新监管模式,确保市场活而不乱;创新服务方式,便民利企更高效,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品牌南海建设。尽管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期盼还有很大差距,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并取得实效,就要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改革举措有力有序推进:创新制度供给,放权更精准;创新监管模式,监管更有效;创新政务服务,服务更优质。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有序流通的市场经济法治建构

数据要素的有序流通和公平竞争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与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数据要素有序流通能够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动能,加快数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转型升级,进而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的前提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基础是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但市场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简言之,市场也会"失灵"。因此,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有效建设"的同时还须做好"政府有为",用"看得见的手"矫正"看不见的手",即政府调节市场,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当前,中国虽然已明确"数据"要素的市场地位,但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实践中数据权属还存在很多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数据动态变化,数据权属的静态规制面临挑战;其二,数据类型多元,数据权属的私法规制应对不足。此外,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数据要素市场标准体系建设不足、执法与司法监管无力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有必要以数据权属搭建为着力点,聚焦数据要素统一开放市场建设,积极推进政府科学有效监管,稳妥应对数据要素市场上的反竞争风险,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融合,更好地实...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新工业化中的解读

虚拟经济随着货币资本化、资本证券化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化而日益发展壮大。但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孤立地存在 ,它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别。虚拟经济本身的脆弱性有可能对实体经济构成危害和破坏     

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虚拟经济发展不足,是我国当前的突出问题。为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发展虚拟经济,以便推动实体经济的更快发展。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商品经济消亡的历史趋势及其被产品经济所替代的客观规律,而且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消除商品经济,建立计划经济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思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特别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实践标准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目前,要发展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关键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取向,应促进个体私营企业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个体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高,还要加强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各项行政法规管理     

对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析与思考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多集中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力。不可否认,滥用金融衍生工具是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由资本逐利本性和实体经济部门低利润率共同耦合作用下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文章从分析美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入手,说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载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必然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只是实体经济矛盾释放的形式,应对危机必须从实体经济入手。     

浙江服务业发展状况分析

对浙江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发展机遇、服务业与浙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服务业制约因素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发展浙江服务业的若干建议。     

中国入世：德治经济的考验与对策

阐述了市场经济是德治经济,分析了我国经济行为中的道德现状,指出"信誉是生产力",我国经济的成功点是德治经济,失败点是道德缺失,必须炼内功、守规则、重诚信,才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更大发展。     

试论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作用的积极的、正确的发挥。其作用主要是:一、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二、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三、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四、搞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五、转变观念,提供优质服务。     

论经济自由原则

经济活动应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而不应由政府强制指挥,政府的干预应仅限于确立和保障经济规则;而在这些经济规则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都享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自由。     

关于网络经济的理论研究

网络经济始于 2 0世纪 70年代 ,2 0世纪 90年代发展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 ,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心、广泛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的专家和学者针对网络经济的一些重大问题 ,如网络经济的概念、形成的原因、特征、同传统经济和传统经济理论的关系以及在我国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理论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对此作了综合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