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科生实行导师制的认识

本科生导师制是适应新形势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是探索适应现代企业、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之路。它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学生管理工作的改善。目前,该制度仍存在重视程度不高、制度不完善、导师数量少、素质差、指导手段单一等问题。为此,应完善相应制度,强化导师队伍建设,建立多平台多方式的指导机制。     

对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双导师制”的几点思考——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实践

自2010年开始,我国开启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工作。该文立足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双导师制的提出及实施背景,分析了双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如校内导师指导方式和内容亟待改变、校内外导师间缺乏沟通交流机制、对校外导师培训不够、校外导师的责权不清晰等问题,探究其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基层学术组织平台的新生成长导师制研究

文章在分析新生成长导师制实施现状和基层学术组织平台在人才培养中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学科带头人＋学科团队＋教学科研平台”基层学术组织为平台下的新生成长导师制运行机制和新生成长导师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科导师的遴选和聘任、工作职责与方式、管理与考核、辅导和指导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为高校搭建了一个基层学术组织内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平台。     

我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变革趋势

目前,我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不但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变革和转型,学术型博士生教育自身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学术型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就业市场多元化等,我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面临诸多挑战。事实上,学术型博士生教育中各类挑战和问题的实质,是旧有的培养体制、模式与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和学术型博士生教育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我们需要对传统的学术型博士生教育模式进行改革,明确新时期人才培养的规格与素质,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培养方式,以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论“导师制”在韩国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探索

以韩国语这一小语种专业为例，探讨了改变高校现有的教、管分开的教学模式，改变任课教师只负责课堂教学、学生政治辅导员只负责日常管理的现状，论证了在本科生当中推行“导师制”的可行性，且结合专业实际，引入了“双导师”的模式，旨在落实“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理念，全面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治理逻辑—现实问题—优化路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我国推行“放管服”改革和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实践效果。从发展缘起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遵循着“初步探索—逐步推广—逐渐成熟”的发展逻辑;从动力来源和目标导向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呈现推力与拉力间的互促逻辑、政府与市场的互惠逻辑。当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仍然面临着监管职责边界不清晰、抽查结果分析运用不规范、随机抽查规则和标准体系不健全、执法队伍建设与新型监管需求不匹配、智能平台构建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为推进新型监管模式向纵深发展,还需从多种监管机制衔接、构建抽查结果分析运用机制、执法队伍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二级导师制"推进中的机制运用与深化

在高等院校推行“二级导师制”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旨在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举措。通过建立长效、竞争、联结、激励机制，强化模式活力；通过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构筑科学的教师培养格局、明晰学科主攻方向、细化学生教育培养层次等途径不断加以改革创新、调整完善，深化“二级导师制”培养模式，进而取得实效。     

我国博士生招生制度的三个问题及改革探析——“钱学森之问”的深层思考

博士研究生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最重要途径。质量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线,高起点的入学质量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首要环节。博士招生制度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我国当前博士招生制度的弊端集中体现在:重外语、轻专业;重笔试、轻面试;高校和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严重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依据科学与竞争原则对其进行彻底改革:取消外语一票否决权的地位;以科学的面试成绩为主要标准;扩大高校和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完善博士生招生制度。     

教师培养的区域协同:粤澳两地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展望

粤澳两地通过招生模式、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学组织和管理体制“五位一体”的深层次改革,构建起教师协同培养的新模式。这一模式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解决了单一学校培养教师的资源限制问题;通过优质资源的本土转化,促进了区域文化融合,解决了单一体系培养教师的模式趋同问题;通过灵活多元的成长通道,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解决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相脱节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扩展价值。     

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学学科建设

20 0 3年 12月 3- 4日 ,全国文艺学博士点及部分硕士点的导师与相关学科博士生导师在暨南大学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这组短文是根据部分发言整理而成的。     

跨学科交叉对文艺学开拓与创新的推进

20 0 3年 12月 3- 4日 ,全国文艺学博士点及部分硕士点的导师与相关学科博士生导师在暨南大学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这组短文是根据部分发言整理而成的。     

“温州模式”三大运行机制与环境行政机制多元化的互动研究

环保需要引入市场机制, 解决政府失灵问题; 而市场体制需要增加环保含量; “温州模式”作为市场化改革模式的代表, 可以为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衡平提供链接。本文即借“温州模式”存在和发展的三大运行机制与环境行政机制的互动, 通过转换视角与拓展领域, 以求为环保与经济发展衡平, 经济学与环境管理与立法的渗透研究提供“模式”范示; 同时也对“温州模式”传统内涵拓展提出思考。     

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考察揭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百年演变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及其关系,对于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及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历经革命道路探索、执政摸索、改革拓展与新时代复兴四大任务阶段,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反映出中共对于调查研究的运用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从理论逻辑来看,“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观”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是调查研究的理论之基、理论之体和理论之翼。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遵循、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范式、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政治话语与斗争策略的方法工具。实践和理论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创新,历史和理论在实践中取得实效,历史和实践升华成理论发挥指导功能。中共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三者是统一的。     

学分制下高校管理模式探析

本文对学分制下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探讨,认为目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适宜推行限制性学分制形式;作为学生教育管理的基本单元,行政班级管理形式仍应坚持和强化,导师制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上,要以指导督促大学生制定和实施四年规划为重点.     

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

如何在新的视阈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当下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必然涉及到下述基本问题：如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与思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与青年时期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等等。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了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85工程”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大基地”）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小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俞吾金先生与“大小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凤才教授,以对话形式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数字时代的中国政府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超出了既有国家治理理论的解释边界,对“行政发包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理论都构成挑战。通过建构数字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变革的分析框架,并用其解读数字金融领域的政府治理现象,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体空间之上创造了数字空间,产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也不同于“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政府治理变革新趋势。     

学年论文制与本科导师制相结合初探——兼论学士学位论文的功能与写作指导

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步伐加快并初具规模,如何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从毕业论文的撰写这个被普遍关注的问题着眼,构想将学年论文制和本科导师制引入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中,建立一种新的学士学位论文撰写和指导模式,以解决当前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困境。本文从当前毕业论文的质量入手,介绍了学年论文制和本科导师制,并以此构建了将二者结合的学年论文的指导模式,进而阐述了这种模式的优点。     

马克思探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探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逻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基于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重逻辑的分野与整合.在价值论逻辑中,个人是社会历史中的自足的价值载体,而社会在价值上则是非自足的;在认识论逻辑中,个人和社会都不是自足的,个人与社会处于相互生成的统一关系之中;在方法论逻辑中,个人不具有方法论的含义,而社会则具有“改变世界”的方法论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将马克思哲学的“人本”解读、“科学”解读和“辩证统一”解读统一起来,还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性     

学人风采

荆学民,男,1959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兼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同家社科慕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首席专家。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笔谈)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笔谈）“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树立“社会”“国家”的区别意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清海当前,在“社会发展”的问题领域,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已经到了应该提上日程予以考虑的时候了,这就是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