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从初期至中期,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皇权,收归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和治民权,降低诸侯王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逐渐降低王国职官的官秩、俸禄级别,同时减少王国所属吏员的数量。昌邑王国只是西汉中期诸多王国中的一例,昌邑王国的职官设有太傅、少傅、相、中尉、郎中令、仆、卫士长、内史、礼乐长等,其职官数量不多,地位亦不高,主要职责是辅佐、教育、保卫与侍从昌邑王等,已不再拥有治民之权。西汉中期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结构完整,官吏齐备,制度健全;二是与中央相比,官秩地位降低,俸禄、吏员较少;三是在中央王朝的强权下,以文官为主,以儒生任武官,弱化武官,防止叛乱。因此,从昌邑王国职官制度来看,昌邑王刘贺的政治阅历和政局掌控历练是有限的,加上这些职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整体上根本无法与中央职官相比,这或许是后来昌邑王刘贺被废的一个因素。     

“都官”颜注申论

“都官”一词,秦汉出土文字及典籍习见。其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者,如: 1.“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卒岁,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内史课县,大(太)仓课都官及受服者。” (《厩苑律》) 2.“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食者籍。” (《仓》) 3.“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为将,令县黄(贷)之。” (《仓》) 4.“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共养;十人,牛车一两(辆),见牛者一人。     

北周行军统帅考

北周行军统帅考宁志新北周承袭西魏旧制，厉行府兵制，其情况一如《玉海》卷１３８兵制三》引《邺侯家传》所云；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每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仍加号持节大都督以统之。可见北周军队的基本...     

辽代南面京官探讨

辽代南面地方官基本参照唐制,设置京、道、府、州、县、城等行政建制和职官,同时也加进了不少契丹本族职官的内容,南面京官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在研究中,要对"南面"予以正确的把握。南面京官是辽代南面地方官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剖析其机构设置和主要职官,会使我们从一个角度比较清晰地了解辽代南面地方官。在辽代五京的主管官中,契丹族占有很大比例。南面京官许多部门的职能都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夔路策应使考

夔路策应使是南宋军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更未从总体上考察这一军事角色在南宋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迄今未见有专文研究。本文拟就已见资料，从官名释义、设置原因、职能、效果与意义等方面对夔路策应使这一角色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於方家。一、官名释义可能由于史料的残缺和宋史成书的仓促，《宋史·职官志》中既无策应使，也无夔路策应使的官职。其它的重要史书如时人王应麟的《玉海》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职官考》等也无策应使的条目。当代一些权威性的工具书如《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中国大…     

宋代通判及其主要职能

1 通判,据《事物纪原》卷六和《职官分纪》卷四一记载:“唐五府长史理府事,余府州通判而已”;《嘉定镇江志》卷一六也载:“唐有别驾,通判列曹”。五代时,南唐燕王宏冀任宣润二州大都督,方讷“以浙西营田副使通判军府”。这些记载说明了通判一词具有全面负责的含义,还不是职官名称。到宋代,通判才作为一个固定的职称,普遍设置于各个州府。 宋太祖建隆四年下湖南,即命刑部郎中贾玭等任湖南诸州通判。次年,又诏翰林学士陶谷及殿中侍御史黄师颂等四十三人,于现任、前任京官、幕职州县宫中各举才能可任藩郡通判者一名。四十三个州府,几乎包括了五代保留下来的藩镇州府的全部。此后,宋政府又逐渐在其他州府设置通判。如乾德三年在眉梓等州,开宝四年在广州,平江南后在处州,陈洪进纳土后在泉州,均先后派任通判。可见,宋初通判随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清末官制改革与丞参兴废

丞参设置起源于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促进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光绪三十一年，清朝出现关于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讨论。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设置丞参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丙午官制改革，清廷决议在各部普遍设置丞参。相比于日本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清季仿照日本实行新内阁官制，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被认为缺乏效率，被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取代。清朝试图裁撤各部丞参，只是因丞参的出路问题以及部分部院的抵制而未能彻底实现。丞参兴废对于清末部院官制与内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南宋文学家蔡戡小传订补

南宋名臣、文学家蔡戡,《宋史》无传。《全宋词》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且有讹误,兹予订补。要点有:戡,常州武进人。以门荫入仕。尚曾任溧阳县尉、江州察推、敕令所删定官、知随州、广东提举、广东运判、湖南提刑、京西运判、尚书省郎中、太府少卿、知温州、左司员外郎、浙东提刑、司农少卿、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开禧二年以后卒。尚著有《易解》、《贞观谏录》、《本朝名臣懿范》、《典故类说》、《鸡肋编》、《忠惠年谱》、《白乐天年谱》、《静江府图志》等。     

西夏文医方《敕赐紫苑丸》初探

出土于黑水城的药方《敕赐紫苑丸》有夏、汉两种文本。与汉文本主要记录药方的配伍组成不同,西夏文药方还囊括了主治病症、多则医案以及各种病症的不同服药方法等内容,这是目前所见同系统“紫苑丸方”中时代最早、记载病症最为详尽的一个文本。经详细考证,药方中的东宫司直非西夏职官,应是唐代职官,此方汉文原本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文首次对西夏文《敕赐紫苑丸》进行了全文的介绍并作翻译、校注。     

清代西宁府及所属县厅设置时间考

关于清代西宁府的建五，因年代较近和文献相对较多，似乎早已清楚，但在地方史研究中却常常发现，无论是历史典籍还是今人著述，对西宁府的始设时间和所田县厅的设g演变情况等说法并不一致。有鉴于此，笔者翻检史拒，欲寻找一些比较直接的根据，以求证西宁府和所辖县厅设置的确切的时间，文中不当之处，请有识者指正。清代的府为省与县（散州、散厅）之间普遍设置的一级行政区划。乾隆时道员成为实官后，府隶于道之下。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府，由朝廷任命，为正四品；乾隆时改为从四品，比道员仅次一级。其职责是“总领届县，宣布教条，兴…     

石刻所见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三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大量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监察弹劾类职官、狱案审理类职官以及警巡治安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法律监察制度史的研究。     

通渭方言中古词语探源

依据史料记载,甘肃省之通渭县,开化甚早,远至秦代已属秦郡属地,汉、三国、晋均设县称平襄,隋唐时废,归陇西县地,宋、元、明、清均设县,仍称通渭县、分别属巩昌路,府、渭川道(治所天水)。民国是县,属天水专区。解放初仍之,五十年代中归定西专区所辖(本《甘肃新通志》)。     

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是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得研究土地问题。然而,人们对广西历史上的土地问题至今还很少研究。本文试就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作初步探讨。明代广西的田地,从所有制来说有官田、民田两大类。据嘉靖年间方瑜《南宁府志》(卷三)载,当时南宁府属各州、县的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明史》标点商榷三条

卷186《雍泰传附张津传》(页4932):“[张津]预平富贺贼……”(中华书局本,下同。) 按:“富[川]”、“贺”,都是当时的县名,同隶于广西平乐府,见卷45《地理志·广西·平乐府》。这里把两县混而为一,不妥。“富贺”中间应加上顿号,标点作:富、贺。卷199《李承勋传》(页5266):“临安、蒙自盗贼复兴……”按:“临安”是府,“蒙自”是临安府之属县,见卷46《地理志·云南·临安府》。临安和蒙自是从属     

弘治、乾隆、光绪三部《句容县志》纂修经过及其启示

披阅明弘治、清乾隆、光绪三部《句容县志》的续纂经过,对编修新志有所启发,特记叙,供参考。句容,从汉武帝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党为句容侯(公元前129年)至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侯甍,遂置县,属丹阳郡(今安徽宣城),至今已二千一百一十一年。但县志始修于何代、先后共有几部?尚待进一步考证。据《弘治句容县志·序》(以下简称《弘治志》)说:“……句容之地,密迩南畿,自吴至陈,世历六朝,其间或华夷竞起,或南北对立……”,“句容虽旧有志,誊本差讹,载事简略,观者憾然”。由此可     

近代中国农民理想国的政体设计——盛巽昌新著《太平天国职官志》评述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开始,波及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南京建立政权,维持十四年的政权,其政权的重要制度——职官的设置和具体情况,最早有清政府的御用文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较系统地记述了太平天国前期职官的设置、官爵名称、人员的情况等。后来治太平天国史者一直是将其作为重要的史料。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太平天国史研究泰斗罗尔纲先生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先后出版的专著有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等,此外,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萧一山的《清代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