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

尽管今天“内在超越”概念被接受和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当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学” ,但是 ,把这一观念所代表的理路凸显出来并使之普遍化 ,却与当代新儒学特别是自熊十力到牟宗三这条发展线索关系甚大 ,而今天国际学坛此方面的讨论与争论 ,亦与牟宗三的哲学理路和观念系统最为相关。本文将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所谓“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 ,首先追溯“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然后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康德与前康德之间在所谓“超越”内涵的限定上所发生的转折 ;再进而探讨在有关“超越”内涵的理解及“超越”与“内在”之关系的阐发上 ,牟宗三改造康德的意义     

“超越”何以可能？——就“超越”问题争鸣与诸先生商榷

“超越”作为哲学与宗教的重要问题，不仅是主客对立下的存在者化的概念，还是前存在者意义上的“超越活动”。“超越活动”是“超越的本源”，现代新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均是“超越活动”的对象化，即人通过作为“超越活动”的“爱”与“思”而成为超验的存在者，而超凡存在者“天”的生成则与人的敬畏情感与形上追求相关。因此， “超越”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超越性问题。近年来，对于“超越”观念的讨论如此热烈，与“人本主义”背景下人的超越性问题密切相关。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论儒家哲学的“外在超越”

当代新儒家把儒家哲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后认定，宗教精神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传统，而儒学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传统。如果从儒学与宗教之异同的大致区分来看，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承认儒家哲学只是内在超越而否认它的外在超越，即儒学所发散着的浓烈的宗教意志和信仰意识，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永恒价值。就儒家哲学的实质即核心内容看，它仍然分成两个层次，即以合性为主体的自我超越和由心推物、及世的世俗的超越。前一种超越由它的必胜之学昭示出来，后一种超越则由其天命观和社…     

“天人合一”──一种有现代价值的道德观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这个名词，有多种含义，其中一个含义是指宇宙的道德法则即称之为“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治世感，济世感，同时又深深陷入伦理道德之中，故“道德之天”在中国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哲人往往认为外在的天和人的内在道德有一种本质上的连接，人可以通过存理复性的方法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程领）的最高境界，从而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道德观，且是很有现代价值的道德观。一“天人合一”的历史发展“天人”范畴，是中国哲学中较早出现的…     

论庄子之“道”的二重性及理论效应

本体是哲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本体观念曾是哲学的最高目标。“道”是庄子哲学所确立起来的本体观念，具有本体与境界两层含义。“道”之意义的二重性不仅反映了哲学的超越意识与寻根意识、明证性要求与确定性要求的内在统一，而且引发了哲学内部诸多的理论效应。     

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人性即意识能动性 ,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不同方向和结果。西方哲学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理解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论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中国哲学把人的能动性理解为超越禽兽的道德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及其世界意义在于 ,人的满足自身生存的自然需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实现自身的界限和规则 ,即“良知”、“良能” ,从而实现了性与理、天与人的内在统一。     

“三次超越”:论企业家自我精神的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如何成长出一支代秀的企业家群体,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的发挥,还必将影响到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企业家自我精神发展的内在超越性是根本.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资源,对企业家自我及其精神发展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创新性地提出"三次超越"的理论模型,即企业家自我精神的发展是一个从欲望意识、道德意识再到人文意识的过程.     

阐释老庄哲学“无我”本体论思想

老庄哲学是一种“无我”本体论哲学观念。本文从老庄哲学“无我”存在的回归意识、人类认识为“天地根”的本质属性以及老庄哲学本体论的民生关怀意识三个方面，揭示老庄哲学本体论的认识内涵。指出老庄哲学本体论思想与民生关怀意识及其民主政治体制的实现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从纵贯系统看超越存有论的缺陷——以明道为中心

将宋明儒学以超越存有论为标准划分为纵贯和横摄两个系统,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即从纵贯系统入手检查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内在的理论缺陷。     

作为意识发生法则的动机引发——兼论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非笛卡尔式道路

动机引发是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意识发生的基本法则是动机引发法则.尽管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在1916年以后才正式提出,但以动机引发为线索可以将其起源追溯到《逻辑研究》(1900/01)时期.在发生现象学观念的指引下,胡塞尔最终走上了通往超越论现象学的非笛卡尔式的道路.在非笛卡尔式的超越论现象学中,精神生活的发生被理解为理性人格的发生,而哲学无非就是在其不断自身阐明的运动之中的理性.这种发生-理性-哲学的内在关联为深度理解胡塞尔现象学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进路.     

牟宗三关于康德“超越的对象=X”的误读

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详细讨论了康德“超越的对象[1]=X”的问题,牟先生认为X=“无”,本文通过再次解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先验对象等于X的问题,对比牟先生的理解,以及康德对于“无”的四种划分,认为牟先生此处确实存在误解.     

牟宗三的德性之知与康德的绝对命令

康德认为人不能有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借用康德的智的直觉的观念,印证了在中国哲学中人是有智的直觉的。牟宗三在其著作中对康德的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康德哲学的缺陷在于隔离了本体和存在。然而,康德哲学和牟宗三笔下的中国哲学互有长处,没有孰优孰劣。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天心”与“天垂象”——牟宗三合一论两个重要概念商榷

牟宗三在建构合一论的过程中,分别使用了"天心"和"天垂象"这两个概念。在其学理系统中,天是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但天是如何成为主体,这一主体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牟宗三并没有具体说明。认真分析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解牟宗三的相关思想,发现其内在的缺陷,有重要帮助。     

胡塞尔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

马克思实践哲学通过人的“感性活动”与胡塞尔现象学通过人的“意识现象”来直观人的本质的思想方法，都在批判继承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超越了古典自然主义哲学，因而有相近之处。把现象学方法批判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当今人文学术更高层面的发展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黑格尔精神哲学对“社会”之伦理构造的解释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在精神哲学视域下关键在于澄清两个问题:社会是什么?社会的伦理构造是什么?社会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社会的伦理构造可以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获得理论证明:在法哲学中,社会作为由家庭向国家的过渡环节,它的真实内涵在于否定自身与超越自身;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理性(精神)之客观性的环节,它最终要扬弃自己的矛盾的片面性而回归到精神的自身确定性,即精神的自在自为的状态,走向道德。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环节之一,其特性在于过程性、否定性与有限性。因而,"社会伦理"之目的就是在人之实践的意志与人之认识的意识之间如何实现人的自由。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