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蜀学渊渊 历久弥新——论蜀学之源流及其创新发展

蜀学之源,远及大禹时代,独特的蜀地文化、中原移民与文翁兴学是蜀学的三大源头;蜀学之流,于儒释道皆有开创性与奠基性之功,于文史有丰富内容与突出贡献;蜀学之质,在信仰体系、核心观念、制度创新、经典体系等方面卓有特色与贡献。溯其源、厘其流、疏其质,方能固其本、开其新,基于“立足巴蜀,面向全国,体系重建,走向世界”的理念,推动蜀学创新发展,坚固学术自信、文化自信。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宏观、微观与时代学风——兼议刘强《世说学引论》及“《世说》学”问题

学术代变,自古皆然。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而后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其间大体贯穿着义理与考据、宏观与微观、逻辑与历史互为反动的演进脉落。学术的演进,除了自身发展的原因,更有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文化异,则学术异,按梁启超的说法,"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     

阳明后学的以儒合佛道论

中国传统思想虽呈多流发展之势,但多流之中却有主次之分。从总体上看,儒佛道三家为主流。因同为主流,势成鼎足,故三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不过冲突只是三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冲突的同时亦有融合。大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三者关系以冲突为主,冲突之中有融合;唐宋以后,融合成了三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只是融合之中也有冲突;至明代,三者融合的发展势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股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这一思潮在儒佛道三家中都有明显反映,只不过各家的出发点与着眼点不同而已。儒家以儒学为基础去融合佛道,道家亦着眼于自身而去融…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论《淮南子》中的儒学批判

《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调,杂取儒、法、兵、墨等诸家言论,故而此书既反儒,又拥儒,还有中和儒、道两家的主张,显得比较复杂。就其反儒言论来看,《淮南子》批判儒学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刘安和他的宾客们认为儒学是大道沦丧之物,为衰世所造;儒学是一曲之学,并非治道之本;儒学背离人的性命之情,是舍本逐末;儒学顽固守旧,不能与推移。《淮南子》批儒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显示了学术独立的可贵,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     

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之比较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在统一巴蜀前后与巴蜀民族始终发展着不同的关系。统一之前 ,秦国与巴、蜀两国虽说很友好 ,却存在领土争夺与统一对方的问题 :秦国为从蜀国收复失地而暗中努力 ,巴国依附于秦国 ;统一之初 ,秦在两地推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政策 ;30年后 ,秦国完全废除了蜀侯在蜀地的统治 ,直接统治蜀地 ;在巴地 ,秦国仍然施行“蛮夷君长”制。这与两地民族之历史、社会现状有密切关系。秦国的做法为后代王朝整合、统治南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树立了典范。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近代儒佛关系史述略

儒佛交互不自近代开始．但近代中国社会天崩地解般的剧烈震荡，赋予了懦佛关系以新的特点。佛学与儒学的交涉、碰撞基本上是不依傍政治权力的，是由学者、思想家自由自主地进行的。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儒佛之间的种种牵缠纠葛，似乎仅限于某些学界名流和居士、学问僧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思想的意义是超越时代的．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儒佛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结．因而对百多年来的儒佛关系史加以梳理，仍然是今日学术的一个课题。一、经世佛学与儒佛交涉梁启超曾说，“晚…     

镜子·策论·画卷·哲理——论近代巴蜀散文的审美时空

自西汉文翁兴学以来，巴蜀人才辈出，就有“人文之盛，天下莫与京焉”之说。近代以降，外侮不断，泱泱大国，金瓯残缺。在抗击外侮、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国护法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巴蜀爱国正直之士更是以身作“马前卒”，以笔作刀枪，谱写了一曲曲凛然激烈的壮歌和一篇篇义薄云天的散文。这些作品是巴蜀近代革命风云的镜子，是爱国爱民的策论，是山水人物的画卷，是社会人生哲理的揭示，具有丰厚的审美内涵，充分展现了近代巴蜀大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貌，以及“巴蜀人文天下盛”的宏伟壮观。     

闽学及其文化意义

本文论述闽学的经学地位形成和对儒学的哲学完成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闽学之文化传统继承性、闽学与现代性之联系、闽学之"近世化"文化现象等及其蕴涵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