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园

（续上期）五、“俭以养廉”修善堂修善堂座落在双峰县荷叶乡良江村．与黄金堂是上下屋。在修善堂建成之前，曾国藩家书中称黄金堂为“腰里”；修善堂建成立后，曾国藩家书中为了表示区别，则称黄金堂为“下腰里”．把修善堂称作“上腰里”，修善堂的命名，与敦德堂、奖善堂的取意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之意。修善堂比大夫第晚一二年竣工。但比起大夫第来，耗资少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曾国藩对此很是赞赏。咸丰九年（1859年）冬，曾国港从黄金堂移居修善堂，曾国藩知道后，于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写信祝贺．并送贺礼是：御赐福字一个．红敏对一付…     

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１８４１年辞世的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这是因为：其一，龚自珍在晚清由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大力倡行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指陈时弊的议政风气，开启了晚清“议政”的一代新风。其二，龚自珍对晚清社会全方位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改革的热切呼唤，振聋发聩，惊世骇俗，警醒了世人，激发起后人的改革热情。其三，龚自珍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对人才和人之个性的压抑束缚，追求精神解放和个性解放，成为中国近代“主变敢逆”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四，龚自珍抱负恢奇，才气横溢，他的思想更具冲击力和感召力。因此，称龚自珍是中国近代之初的“但丁”，他是当之无愧的     

“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纪要

晚清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之一。为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了“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与会者就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演变、特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趋势和如何促进晚清政治史、社会史以及两者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讨。     

杨亶骅《古本大学辑解》与晚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晚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一条主线。以往学界多聚焦于晚清朱子学阵营对此问题的回应和关切，而对势单力薄的王学阵营的立场少有关注。这就难以整全地呈现晚清“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故以晚清王学护法杨亶骅为切入点来弥合这一缺陷就显得尤为可行和必要。杨亶骅沿袭“依经立言”的学术传统，围绕“朱王之争”的焦点《大学》文本，积极介入和回应这一时代思潮，以“拒斥朱子改本”、“分三纲领者失之”和“八条目只是一事”为学术诉求，显豁出逆主流思潮“尊朱斥王”的“伸王抑朱”的学术特质，着了晚清重振阳明心学的先鞭。这不仅为阳明心学在清末民国的再度登场起到倡导和赓续之功，也以王学融摄朱子学的独特形式为朱、王会通提供新的方案，成为全面构筑晚清“朱王之争”理论图景和学术谱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爱国主义与改革开放的结合 ——魏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魏源(1794—1857)是清代中晚期中国进步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齐思和教授在《魏源与晚清学风》中说:“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众望之所归。”“魏源兼揽(?)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子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八十年代以来的晚清重商主义研究综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经济改革开放,探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日多,晚清重商主义研究即属其一。除以重商名义发表的文章外,同时还有论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晚清重商主义进行专门的论述。重商主义相对于中国行政系统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思想是一个转变,本文尝试对其做一个粗略和简要的述评,以把握晚清转型时的政治经济思潮的转变。一、晚清重商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1、关于重商主义的含义。大多研究者都把重商理解为重视商业之意。在此基础上,宋宁指出:“重商主义”思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以王韬、马…     

从晚清到“五四”：文化转型与小说的雅化进程

从晚清到“五四”：文化转型与小说的雅化进程吴秀亮小说发展的雅化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小说史。只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性质、结构相对稳定，大部分小说在这个结构中文化地位一直低下，所以，小说雅化发展的变化进程较为缓慢。及至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小说界革命”发...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晚清川北盐场大使沈贤修的官宦生涯及其所见川北社会样貌

就职于川东北蓬溪县的晚清“盐场大使”沈贤修（1836—1911）,撰有《禅和子日记》,逐日记录了任职“小川北”15年的宦海生涯。沈氏日记以“微员”的视角呈现了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感受,不仅可以借此探析盐场大使的职能运行、其与地方政府之关系,而且可以从中观察川北社会的流动,以及仕宦期间的交际、购物、休闲和文化生活等活动,认识清末川北社会生活的实态,管窥基层官员的文人生活图景,并从当地经济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时代变革的讯息,透视晚清基层官员在社会变革中的心路历程。     

欧风东渐中的曾朴与吴趼人

曾朴与吴趼人是我们熟悉的晚清作家，前者因《孽海花》闻名，后者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著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们都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1906年9月《月月小说》创刊，吴趼人任主编；1907年1月《小说林月刊》发行，曾朴参与创办了发行该刊的小说林社。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有一半是与曾朴和吴趼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生活在欧风东渐的年代，他们都曾受到过西方文学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小说又都还未能走出章回的形态。除了上述相似之点，二人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途径上，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在思想与艺术…     

评《晚清政治研究》

鸦片战争促成了中国的一大变局,即时人所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其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动荡和变迁。面对亘古未有的社会转型,晚清统治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变化、不同的政治人物怀抱不同的心态,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赵慧峰撰著的《晚清政治研究》一书,注意视角的多维,对大变局中的晚清政府、晚清统治集团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和具体、细致的分析,得出了新颖、合理的结论。尤其是在以下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清新的印象。第一,展示晚清政权、晚清统治集团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跌跌…     

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宋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士绅社会”逐渐转化为“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于“知识人社会”的独立性质,又使得知识分子们与社会发生了制度性的疏离,以至最后自我边缘化,无法重建社会的重心。     

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

日本启蒙文学的口语文体，使晚清文体革命以平易畅达 为取向；明治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激情澎湃之文风，有助于晚清新文体纵横捭阖 、舒卷自如、情感激扬风格的形成；日本启蒙文学现代语汇之输入、借用，增强了晚清新文 体创构的现实可能性；新文体“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特性与日本启蒙文学驳杂 的文体相关。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新安山水隽 徽媛诗情深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其中不乏闺秀，有书画名家，有诗文高手。据《新安诗苑》“名媛佚事”载，就有十八人；这当然是其中的百分之几。据我所知，清乾隆间歙县的方掌珍，晚清休宁的程淑，均为其中之佼佼者。现代更有歙人宋亦英，诗词书画名满神州，被誉为当代的李易安。     

平等与富民：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析略

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稳定运行的要件。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以议礼为主，在“器体道用”观指导下进行的对晚清社会没落宗法与异化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主线。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晚清词学研究的新开拓──评《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

若论王国维和《人间词话》，世人没有不知晓的；但若论况周颐及其《惠风词语》，知晓者就寥寥无几了。与王国维同时的况周颐，在晚清词坛上被誉为“盟主”，“清秀四大词人”之一；其《急风词话向《人间词话癌晚清却名垂一时，被誉为“清末三大词话”之一。但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况周颐及其《惠风词话》的研究。笔者近来喜获孙维城、张传信著《况周颐与惠风词话研究）一书（黄山书社，1995年5月版），信有巧遇知音同道之威。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作家论；“况周颐：人生与心灵的痛苦历程”，从况周颐的生平简历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矛盾…     

“五四”文学人性话语探源

晚清文学改良者在救亡图强的压力下完成了“人的发现”,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并且在“人的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观念的初步更新。与晚清对于人的社会意义的突出不同,“五四”则强调回到原初意义上的有着各种性别、年龄、性格等个性差异的人本身,从而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五四”文学在人类主义的宽广视野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