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一个“神话”

梁效不愧为江青的御用工具,竟然宣称武则天“利用佛教打击儒家”,他们用的是“历史研究”的名义,却简直是在“创作”二十世纪的新“神话”。鲁迅早就说过:“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鲁迅全集》第五卷二四五页)按:三教辩论是在初唐,到了武则天时就已“变成大家打诨”,说是“三教同源”了。武则天确曾大大“利用佛教”,但她不是用来“打击儒家”。武则天示意她的嬖臣薛怀义纠集和尚伪造《大云经》;还有些和尚又为此注疏,那就是伪上加伪了。《大云经》已佚,《大云经疏》也只存残卷(且已被盗往国外)。有的同志用两唐书探究《大云经》大     

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传统至今 ,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认为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这一说法值得商榷。道作为一个最高哲学范畴 ,不是道家首先提出来的 ,也不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先秦百家争鸣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问题 ,而非哲学问题 ,道家的政治思想是“德”。《老子》原名不是《道德经》 ,而是《德道经》 ,德是《老子》中最重要的范畴。《黄帝四经》也不是道家经典。只有搞清道家的几个关键问题 ,才能真正促进道家研究 ,从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反思     

王船山对武则天的评价

<正> 王船山认为在武则天统治下,“嬖倖之宣淫,酷吏之恣杀,古今未有也。” (《读通鉴论)卷二十一《中宗》,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卷)但船山承认武则天之朝有正人存在,有邪正之争存在,而且结局是正人胜利。船山对武则天虽持否定态度,但在若干地方,也有所肯定。王船山将武则天与唐之懿、僖、宋之徽、钦相比,认为武则天之恶,远远超过他们,但是,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武则天与洛阳

唐朝建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从唐高祖至唐高宗,都是以长安为其政治中心。但武则天亲自执政以后,洛阳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原因何在,本文拟作探讨。 (一)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七日,中宗即位。光宅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睿宗。从此,武则天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九月,武则天又改东都为神都。从唐高宗死到武则天退位的二十多年间,武则天除了长安元年(7O1)十月到三年十月的二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中宗重新上台。二月,就又改神都为东都。显而易见,武则天的政治生命是与洛阳共始终的。     

曹禺与奥尼尔关系论

对戏剧艺术形式的大胆革新 ,深沉的悲剧感 ,刻意渲染神秘气氛 ,这是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之处。但是 ,奥尼尔是西方现代派作家 ,不关心社会政治问题 ,他尽力使自己的人物摆脱时代 ,成为抽象的人类的象征 ;而曹禺则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 ,自觉地反映社会现实 ,他在《原野》的创作中成功地借鉴了《琼斯皇》的某些艺术技巧 ,从而完成了独立的戏剧人物创造。     

圣经原型批评视角下的《最后一片叶子》

原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文章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欧·亨利短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认为小说从主题到人物及各种意象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原型。主人公老画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画了一幅杰作——最后一片叶子,拯救了年轻女画家的生命,表现了《圣经》中的拯救主题;老画家的光辉形象正是基督耶稣的形象;小说中的常青藤象征《圣经》中伊甸园的生命树;肺结核蔓延的小镇象征《圣经》中的地狱。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武则天用人之我见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武则天“知人善任”,这一观点被许多史家引用,并予赞同。但是纵观则天一朝,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用人,完全以是否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利为标准,没有不变的忠臣,也无不可用之人,因机而异,今天是政治上的伙伴,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所以武则天一朝,尽管象魏元忠、苏良嗣、狄仁杰、姚崇等人得到一定程度的重明,但也不乏奸佞、平庸之辈,如被人称为“两脚野狐”的杨再思,“苏模稜苏味道。即是屯边颇有成效的娄师德,入相之后,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评介

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在众多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中,不乏分析深刻、见解独到的精品之作,然而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方面的挖掘较少,实属缺憾.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比较》)从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分别从中西历史上公民的政治思维方式、权力分配、公民地位、治国理论等几个重要方面做了尤为深入的探讨,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通读全书,我认为《比较》一书有以下特色:     

武则天与侨姓琅邪王氏复兴:以王方庆为例

以王方庆为代表的侨姓高门旧族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积极向武周政权靠拢,凭借其才学品行宦绩,深被武则天知遇,在治理地方、安定南疆、维护海外贸易和齐定朝仪典制、整肃风气、护佑太子、忠言直谏等方面大有作为,对武周朝政治发挥了积极影响,琅邪王氏亦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门户。而其他三家侨姓高门除陈郡谢氏早衰外,武则天对于出身齐梁皇族的兰陵萧氏,既无重用之意,亦无拉拢之心;江左袁氏也不似琅邪王氏积极向武则天示好。故而在武则天执掌的政权中,较难寻觅到江左袁氏人物踪影,兰陵萧氏更是不见,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在李唐政权中的活跃程度。     

李武政治时期士风述论

唐神龙年问,因为中宗亲武的政治倾向,反武士人与武三思集团难以调和的矛盾终于走向激化。在此期间,韦后集团崛起,韦后力图效法武则天,于是,防范武周历史重演成为士人反韦的基本政治语境,因为中宗肯定武周的合法性,士人几乎失去了反韦的政治话语资源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否定韦后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景云年间,士人以李隆基为复兴李唐的政治领袖而予以大力支持,从而推动结束了武周以后的二元化政权。     

皇侃《论语义疏》的诠释特色

皇侃《论语义疏》是目前能够确定的,南北朝时期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儒家经学著作,也是唯一一部义疏体著作,因而具有"存汉晋经学之一线"的重要地位。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广泛吸收玄、佛、道的思想来疏解《论语》,这不仅有利于儒家经学的发展,而且彰显了南北朝时期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发展趋势。     

武则天革"唐"为"周"略说

公元690年,武则天革唐为周.所以定国号为周,是欲以三代之周为其继承对象.围绕这一点,武则天在"革命"之前,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确认父族武氏、母族杨氏都"出自姬姓";追赠父武士彟爵周国公,后又为周忠孝太皇;依三统历重新编排夏殷周三代,而以周为天统;行周礼,用周正.而由于武则天最终无法突破血祭与儒教的传统制约,又使得武周一世而斩,李唐随之复国.     

从伍尔夫的经历及作品看其对男女二元对立的批判

在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中,男女二元绝对对立,男性被认为是理智的象征,女性被认为是感性的象征,任何不符合这两种观念的看法和做法都被视为是另类甚至是精神有问题。伍尔夫作为当时社会进步女性的代表,一生之中都被视为的精神病患者直至最终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她的作品《达洛维夫人》中主人公塞普蒂默斯失去战友后悲伤欲绝,由于不符合传统观念中对男性的定义而被诊断为精神病,最终也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到灯塔去》中作者则提出了一种有悖于传统性别观念的缓解悲伤地方式--工作,并指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通过工作来缓解悲伤。     

则天朝监察权高于相权

武则天恐怖统治时期,把监察机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御央台之权远远高于三省.宰相已没有任何权力来和武则天对抗.这是武则天恐怖政治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条记载,酷吏侯思止因告恒州刺史裴贞与舒王元名谋反,被升为游击将军,但侯思止却要求御史之职,武则天问侯思止,“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武则天听后极为高兴,随即授侯思止朝散大夫,侍御史之职。由侯思止求为御史,可以看出,在酷吏心中,御     

《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吕氏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智慧,是先秦政治思想的集成性著作;同时,也是开启西汉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表现为立君道护治道的利欲论、着眼政治操守和智慧的君臣论、接近德主刑辅模式的德刑论。《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是秦汉之际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反映,值得认真研究。     

《左传》象征问题管窥

象征在狭义上指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广义上则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象征是符号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隐喻和指称关系密切。《左传》中的象征系统博大精深,文章仅举三例：《周易》中蕴涵的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是《左传》象征系统的组成之一;书中的各种礼仪是一种社会约定的行为符号,各种礼仪形式象征了礼的实质内容;另一个重要组成即书中的各种理念,如德、信、忠、敬等等,还包括先秦时著名的“正名”思想。     

论武则天性格的历史真实性

武则天是被传统思想歪曲的历史人物。唐以后的史家虽无法完全抹杀她政治上的贡献,但却往往以封建正统观念在这位女性政治家的脸上涂抹层层污秽。旧的史剧多以传统的史学观点写成,其中,武则天都是被作为反面形象描写的。在五四以后的戏剧中,武则天的形象逐步由反面转为正面。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首先是宋之的、田汉等剧作家。但由     

《黄帝四经》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黄帝四经》是研究西汉初期“黄老之治”的重要文献 ,但不能仅用《黄帝四经》来说明西汉初期的黄学 ,还应从《史记》等文献中来勾沉黄学 ,明确汉初的黄学还包括“阴阳”、“五德终始”、“五德相胜”、“五色帝”、“正律历”等学说 ,及有关黄帝的偶像崇拜。汉初“黄老之治”的奠基人虽是师承盖公的曹参 ,但始作俑者是刘邦 ,刘邦是西汉中央最早接受并倡导黄学的人 ,曹参是受刘邦的影响才学黄老的。先秦无“黄老”一词 ,先秦的“黄老”与汉初的“黄老”内涵有别 ,只是指一般黄学。司马迁虽说过申子、慎到曾学“黄老” ,“河上丈人”在战国中期传过“黄老” ,但申子、慎到所学的“黄老”与“河上丈人”所传的“黄老” ,不能认定就是《黄帝四经》。《十六经》中的“黔首”一词不产生于春秋末期 ,而是战国后期 ,该文两用“黔首”说明其产生年代在秦统一后。《黄帝四经》非一人所撰 ,也非一时所撰 ,撰写者与编者不是同一个人。《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 ,编者可能是盖公。认为《黄帝四经》的学术性质为道家 ,是因袭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关于百家划分问题的错误。道家的政治思想是“德” ,准确的内涵应是“德道家” ,《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不是“德” ,而是“法” ,所以它应属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