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的演化

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学说,发端于张载。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念,但没有为儒家伦理找到本体论依据。二程兄弟以天理为价值本体,对儒家伦理做出本体论证明,但没有找到"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之间的中介。朱熹把张载和二程的观点综合起来,使二重人性论的理论形态臻于完备。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张载"人性二重说"浅析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同时,以"太虚即气"的宇宙观为基础,建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大多数人由于秉气的厚薄、清浊不同,在他们身上具有的只能是善恶混合的"气质之性"。张载为了实现他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给我们开的处方是"变化气质",具体的途径是:"知礼诚心"、"虚心集义"和"克己寡欲"。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论张载变化气质之功夫

张载将人性分为两个层次:来源于太虚本体的"天地之性",它是永恒不变的至善,是人性之本;来源于气化形成的"气质之性",属人之自然属性,有为恶的可能,是人性之用.他认为尽管人的本性是善的,但由于气质的蔽塞和习染侵扰,也可能为恶,因此,为了恢复先天的善性,就必须变化气质,通过强学、守礼、立志、养气、虚心等功夫改过迁善,使善恶混同的气质之性返本于绝对的善的"天地之性".     

庄子顺论及其治理意涵

庄子顺论主要关切性命的安顿问题,也包涵着治理智慧。顺主要有三重内涵:存在之顺、实践之顺和理想境界之大顺。存在之顺是以道为根据的天地之顺赋予性命内在之顺,为性命的应有状态,也是"一"分化之初的社会状态,具有道属性并存有德,为确保不同性命能够相处共存提供了内在依据;实践之顺是以循道为根本导向、顺性为根本方法,具体表现为顺物、顺人、顺心和顺命;理想境界"大顺"为各层面实践之顺的理想目标"总和"亦即体道状态,由此展开了顺内在于性命又通过顺之实践而归于大顺理想境界的逻辑线索和理论架构。庄子本着由性命修养的关键即治心或神进而推及到治物、治天下的思路,提醒人们要做到:顺万物自然,不破坏其生存方式与状态;顺民意,尊重多元主体的独立性,不忽视无用之用的存在价值;消除自我偏见,避免情感过度反应和情绪滋长膨胀;敬畏生命,正视责任义务和不可解决的困难,坦然应对各种变故。从中可见,庄子试图构建天地之顺、社会之顺、心理之顺和生命之顺为一体的"至治"模式。此外,庄子顺论主要关切"生"之后的"活",体现了对生命与秩序关照的彻底性,这或可启示我们,在突出强调"和"文化精神的同时,"顺"的价值意义有必要引起注意。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无为之善:教学价值的逻辑起点和终极追求——兼论古代儒、道学之“善”论

通过解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儒的性三品之"善"、道文化中的无为之"善",论述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无为之善是教学价值的本质。     

论王夫之的“成人之道”——以人性论为造就理想人格之途的考察

孔子提出了"成人",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一种,后世学者有所涉及,但作了全面且有创见论述的是王夫之。他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的阐发,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把人性的完善视为动态的进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实现的。这对以往的人性论是重大的突破。王夫之以为,人性的发展,是感性欲望满足与德性意识造就的相互统一的过程。这对理学家"无我"禁欲主义人性论,是强烈的冲击。王夫之以人性论为突破口,把"成人之道"看作是理想人格造就的途径加以考察,并把它置于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在人性发展的过程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过程中发展了人的本质。这使人向着真善美全面发展的方向行进。     

本然、实然和应然:《庄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

《庄子》人性论思想可以从本然、实然、应然三个向度予以观照:从本然看,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本性("性者,生之质也"),其本质规定是自然("生之质,自然也");从实然看,本然人性在现实中或者得以真实展现("性之动谓之为"),或者因"人伪"而发生异化("为之伪谓之失");从应然讲,异化的人性应当复归本然之真("反其真"),保有本真之性的方法是"知与恬交相养"。《庄子》论人性的实质向度是本然,其人性论思想以自然为指归。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老子“自然”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生成及流变

"自然"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中心范畴.从"自"、"然"二字发展为"自然"一词,并形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老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词义角度看,"自然"的意义就是指"自然而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自然"则包括"道之自然"、"政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三方面内涵.老子"自然"范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对后世哲学和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略论《吕氏春秋》的人性观

诞生于先秦的《吕氏春秋》在吸收并改造了前人有关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一格的人性论:在人性内涵上,主张"生之谓性";在人性品级上,提倡圣、凡同一,人人平等;在人性修养上,既反对"纵欲",又不赞成"禁欲",提出了"行情适欲"的情欲观,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弼的“自然”说与魏晋自然审美观的发展

王弼的自然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自然说不仅有关于自然本质和关于自然道德律的探讨,而且有关于治乱除暴、建立理想社会的分析,涉及到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是王弼自然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它终结了以感应说为核心的汉代自然审美意识,开启了以我为主、主客体相互交融的魏晋自然审美意识。以自然事物为审美对象的时代思潮在魏晋日渐形成,在所有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中,对人自身之美的发现和课美(审美)成了一种自觉意识。     

经典诠释与人性义理的伸展——以王安石人性论为个案的考察

王安石人性论可由性才、性情、性命三个向度展开考察与分析。在性才关系上,他将"上智下愚不移"做了德性与智识的区分,从而打通了"上智下愚不移"与"性相近,习相远"墙壁且使二者成为一片,并积极地处理了智识与德性的关系。在性情关系上,他认为性情一体,肯定情的合理性,而性不能善恶言,从而超越了孟荀的人性论,否定了李翱的性善情恶说,启迪了朱熹的"心统性情"说。在性命论上,他整合了孟子与扬雄的性命论,调动了"性"的主体性,激活了"性"的内在力量,从而将性、命所内含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加以处理,并诱发了陆王心学的主体性。因此可以说,王安石的人性论的确将儒家人性学说引向了深入,具有里程碑意义。不难发现,正是接受经典的博大气度、即经问旨的解经方法、人心至上的解经目标、生命洋溢的解经路径等成就了王安石在人性论上的贡献。由此,经典诠释与儒家人性义理之内在关联便再次被证明。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