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城市建设满意度引入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范畴,探讨居民对城市建设各方面的主观评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运用多维测量法和单维测量法对天津市459名居民的城市建设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建设满意度三个构成维度中住房条件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区设施满意度和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豫省例证

通过对开封市六个社区老年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诸如性别、年龄、教育、退休前的单位类型等外在的个体特征,而是家庭状况和社区因素。家庭关系越和睦,子女越多,社区服务水平越高,社区内邻里交往越频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高中生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主要运用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评定352名高中生的幸福感与自我概念,有助于探讨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概念的状况及其相关程度。结果证明：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均明显;不同自我概念水平学生幸福感水平差异明显;自我概念各分量表与负性情感呈负相关,自我批评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由此可见,高中生自我概念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基于系统观视角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本文从系统观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的自助策略与外界支持策略。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整体认识,并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践有所启迪。     

旅游体验心理结构研究——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

旅游体验是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旅游体验是旅游情境中的主体幸福感。旅游体验存在孤独体验、成就体验和高峰体验三因子的榄核型结构。孤独体验是游客对旅游在外离开熟悉的环境产生的安全感和孤独感的综合体验,处于模型的基础位置。高峰体验是游客在进入自我实现和超越自我的状态时感受或体验到的最完美心理境界,处于模型的高层次。处于中间部分的成就体验是游客在行程中所获得的宁静、愉悦、满足之感,以及在旅程之后对行程的怀念向往等的各种一般感受。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类型关系的研究

改变以往采用国外测量工具对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的方式,自编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方法：采用自编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用SPSS10．0软件对施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果：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均分等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和精神质与消极情感等呈显著正相关。外向稳定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均分最高。结论：高外向性、低神经质、低精神质、情绪稳定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较强．     

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

本研究旨在探讨针对中国老年人本身特点,编制适合中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方法：通过对被试开放式问卷所作的回答进行分析整理,结合对个别被试的访谈信息,制定出包含28道题目的原始问卷,然后采取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检验。结果：问卷包含23个项目,3个维度（分量表）,分别是自我完满感、生活满足感、家庭适意感。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3个维度可解释总方差的58．954％,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题项的最高负荷值为0．847,最低负荷值为0．422。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及信度。结论：编制的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理想的信效度,适合中国老年人使用。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

基于陕西省西安、榆林、汉中三市养老机构老年人问卷调查,探索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能够满足居家社区难以实现的养老需求,人际关系质量良好,拥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但受到生活区域范围的约束,交往对象数量有限,活动参与意愿不足、参与行为欠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且活动参与是人际关系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从家庭、机构、政府、社会等多主体出发,通过发挥家庭基础支持作用、丰富养老机构适老活动、加大政府多渠道扶持力度、弘扬中华慈孝文化等多措并举,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提升。     

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如何使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老年人媒介使用的角度出发,选用CGSS2015问卷结果,建立有序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媒介指标。分析结果显示:电视和广播的使用强度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介的优势,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语言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国家形象——基于主体认知的分析视角

国家形象的形成最终取决于认知主体的主观认知、态度与评价.寻求能够影响主体认知的传播方式是一国对外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前提.作为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语言的国际传播超越了语言自身价值而实现了国家利益.这一视角为汉语国际传播构建国家形象带来诸多启示.     

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收入水平、养老保险制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近年来老年群体幸福指数的变化情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对比考察2014年、2018年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和领取养老金(离退休金)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收入差距会抑制老年群体幸福感的提升,且这种抑制作用由于收入差...     

内蒙古高校教师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采用《人际关系综合量表》、《安全感量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以183名内蒙古高校教师为被试,研究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高校教师人际关系在性别、蒙汉民族、教龄上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对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困扰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呈极其显著负相关,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对人际关系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住房产权、婚姻状况与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社会工作者等群体幸福感是新时代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立足点.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对我国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主观幸福感仅处于中等层次水平,并存在世代递减,户籍分化,个体差异等特征.就其影响机制而言,住房产权不仅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并通过婚姻状况的中介而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双重影响,凸显住房产权影响的关键性.而住房产权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随世代结构的演变而顺次降低,但其间接效应却随之显著提高,使得住房产权的效应结构因世代结构差异而完全不同;住房产权的总效应仍呈现沿世代结构演进而小幅度上升的态势,凸显其影响的世代结构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影响路径,采取相应对策以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     

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神权、教会与资本的权力变迁视角

从历史的维度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城市依附神的旨意而存在;在中世纪,城市为教会所有;而在近现代,资本试图控制城市。但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城市,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背后正是城市社会力量的崛起,正是这种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之中的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