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的漕粮

漕运自秦汉兴起后,历千余年演进,至北宋达到极盛之时,运河网密布,管理制度及机构发达,而每年调运到都城的漕粮量更达到了罕见的水平,不仅远过于前代,也为后世诸朝所不及.北宋漕粮数额何以能达到空前绝后的记录,当时漕粮来自何地、其意义影响又何在?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水经注》所载漕运史与运河史资料及问题考述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学名著,记载了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其中不少内容与漕运有关,本文按运河史、都城漕运交通、漕仓、军事化漕运活动等方面的问题对《水经注》中的历史资料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分类研究。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论中国都城的东渐

中国都城的东渐是古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一转折是由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及民族等因素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同时也深含着地理的、历史的诱因。长安都城地位的丧失既是关中地区经济衰落和全国经济重心转移的结果,又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和军事中心的转移等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经济重心的吸引和运河的牵引等因素的作用下,都城由长安回归中原,横跨汴河之上、坐待漕运之利的水陆交通枢纽——汴梁最终因其优越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条件而取代长安和洛阳,成为五代和北宋的主要都城。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市井——北宋东京研究

北宋东京城在中原古代城市,甚至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无疑是独具魅力的一个。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文人笔记中,记述了一个商业街市发达、民俗生活繁阜的文字中的东京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图像东京。对画中虹桥"桥市"及其周边的沿汴"河市"与历史典籍记述之关联性、北宋东京清明坊与张择端画作之关联性进行探讨,能够补充前人在北宋东京城市史、民俗史研究中的不足,进而丰富中原历史遗产的内涵,并在文化支持方面为中原崛起添砖加瓦。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箕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北宋开封雪灾与社会应对

北宋时期都城开封雪灾频仍,数次致人畜大量冻死。其原因是频发的雪灾,造成城市生活物资需求激增,但供应受阻,供需平衡被打破,雪灾加剧了较低的交通运输水平造成的城市物资巨大需求与供应能力不足间的常态性矛盾,对居民生活、城市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雪灾、保障开封供应,北宋引洛入汴、优化燃料结构、鼓励贩运贸易,以缓解供需矛盾,提升城市供应能力;完善粮食仓储系统、设立燃料常平仓、广植草木,以增加物资储备,增强抵御雪灾能力;采取弥灾、减灾等针对性措施,减轻雪灾影响。这些应对措施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并未能从根本解决开封及古代都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常态性供需矛盾。靖康年间极端大雪严寒天气及其严重影响,成为加剧宋金战争中开封陷落、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漕运法规述略

北宋漕运的发展与当时建立的漕运法规有密切的关系。北宋有关漕运的法规主要表现为奖罚令、载物令、用人令、管理令诸方面。北宋漕运法规虽无一部专门的成文法典,然仍显示出它的时代特征,体现出阶级性、严厉性、系统性的特点。漕运法规的不断充实、完善,从一个侧面凸现出北宋漕运业的发展。     

北宋东南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北宋时期,漕运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运输规模还是运输范围,都远过于前代。其中东南地区的漕运,在唐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增长,成为北宋王朝立国的重要基石和生命线。为了确保东南漕运的畅通,宋政府实行了许多制度和措施。其中,以宋初至崇宁时的“转般法”和崇宁以后的“直达法”最为关键。其发展变化直接关系着东南漕运的盛衰。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体格之变与北宋中前期词运之转关

北宋中前期是词体发展之一重要转折期,其时词的创作,就具体体格而言,多有丕变。首先,词的生成场域由晚唐五代时以宫廷、豪门为主发展为更为普泛的普通文人士大夫之间诗酒往来的酒场、歌场,而词的创作目的也由落魄文人为主人写歌供其娱乐,转而变为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自我娱乐与消遣,进而为自我性情的深情感兴与生动吟咏。其次,词的作者身份(即作者本人)与文本身份(即文本中的抒情主体)已经化而为一,从游离走向重合,即使在闺情词的创作上,词的隐含作者也多已不复存在,而示之以原本身份。再次,在抒情模式上,"情"与"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词作文本的生成更多地得自于某种情感的自然发展,即便是传统的闺怨体,也突破了"花间体""情生于文"的为文设情模式,转而变为"文生于情"的真情书写。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论唐代都城民谣的类型与特性

城市民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口头文学形式,而都城民谣显得更为典型,是特定封建王朝时代观念和审美风尚的集中体现,是民情民意的晴雨表。本文将唐代都城民谣分为政治预言、讽咏时事、市井谐谑、世情民俗四类,对代表性的民谣进行较为细致地辨析。最后指出唐代都城民谣所具有的特性,从城市空间和"舆论波"的角度重点讨论其城市属性和政治性。     

论两宋词坛京都书写的世俗化趋向

古代诗歌与都城的结缘源远流长。及至两宋,词人的京都书写在继承的前提下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在情感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都城享乐生活的眷恋;在书写方式上,或正面铺叙,或双城对比。京都意象的世俗化书写深植于两宋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城市制度变革、时代思潮、词学观念等时代环境从不同侧面影响着宋词京都意象的书写特点,使之成为中国文学世俗化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杨侃《皇畿赋》中对宋都京郊的描写

北宋著名学者杨侃的《皇畿赋》,是文学史上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第一篇赋作。文章抛开了京都赋的传统写法,独标新格,以对北宋都城开封四郊的描写,来展示当时东京开封的富裕繁华,为研究古都开封,留下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