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述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内心矛盾斗争的真实反映和小结。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不能不对这篇小说给以高度重视。 提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近代文学史家常冠之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作。从小说的最终倾向来看,这一评价似乎不成什么问题。但作为史学研究,光给作品戴上一个定性的大帽子,并按此推断其历史作用,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因而必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本文拟就《新中国未来记》问世前数年间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及这篇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作一具体分析,并对这篇小说的历史作     

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重评《新中国未来记》

中国小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至晚清而大变.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标志着近代意义的"新小说"的诞生和中国小说史新纪元的到来.但是,这部划时代的杰作,长期以来却受到种种不公正的贬抑和曲解.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将问世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放在第七章《立宪运动两面观》中加以论述,固已完全失却了"史"的意味,而在具体论述中又说: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激刺,在晚清产生了康(有为)粱(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反映在政治方面,便是君主立宪.这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     

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

国家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发为一种巨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的大力鼓捣和呼号。本文意欲切入文本,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对梁启超政治小说中的国家主义诉求予以剖析和释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国家主义思想对当时后世创作的影响。     

政治化与艺术化的纠葛碰撞--梁启超与黄人小说观比较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由于片面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 ,梁氏小说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弊。黄人本着艺术性原则 ,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将小说由政治附庸重新拉回到了艺术审美的道路上来。     

佛学思想之于维新志士:以康、梁、谭为例

戊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戊戌新思潮的鼓荡者；既直接参与并领导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斗争，又以救亡图存、向西方寻求真理激励。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指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走向。毫无疑问，西学是康梁等维新志士设计救国方案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则是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救国抱负的文化动因。佛学则主要作用于维新志士们的人格塑造和精神品质的养成。本文拟从此入手，来分析佛学思想是如何通过对人的内在人格的熏染，进而影响着政治体制的伟大变革、这一重要的近…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当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２０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痴人说梦记》在晚清新小说史上的地位

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发端的晚清新小说,迈过了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改革小说和以亡国灭种的警报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小说为主要形态的发轫阶段以后,1903—1905年三年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煌煌巨著竞相问世,汇成新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而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则是这一高潮中产生的重要作品之一。 长期以来,评价晚清小说的某种思维定势,妨碍着人们发现和开拓的眼光。比如,批评晚清小说只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甚至联缀“话柄”,过甚其辞,无所谓“含蓄蕴酿存其忠厚”,更谈不上正面理想的光芒;又如判言晚清小说多是《儒林外史》的模仿品,没有结构,没有剪裁,“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所以只好别称之曰“谴责小说”。这种单从部分作品的外表现象推导出来的普遍判断,是经不住检验的,晚     

从"适趣闲文"到"理治之书"

曹雪芹与梁启超在百年之隔的两个时代在小说创作观上均有突破与创新。曹氏的“适趣”说与梁氏的“政治”说是他们对创作理论的突破 ,而“适趣闲文”与“理治之书”是他们创作实践中创新的结果。两者对比鲜明 ,表现出盛世文学与乱世文学各自的时代特色。     

吉田松阴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早在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里就已经读过吉田松阴的著作 ,流亡日本后更因崇拜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而改名为吉田晋 ,称吉田松阴为“新日本之创造者”。他专门收集吉田松阴的著述 ,并抄录、出版了《松阴文钞》。从中不难看出吉田松阴对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 ,梁启超和吉田松阴在变法维新和救国图存等政治抱负上是相知、相通的。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评梁启超关于教育思想和人才学观点的重要遗稿

《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梁启超论孟子的遗稿。这是一份从未发表过的梁氏手迹。据有关方面鉴定和知情者的分析,认为手迹是可靠的,估计是梁欧游回来或在此一段时间的作品。梁启超从1918年底出发到欧洲游历,1920年春天回国。后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和南开等大学的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直到1929年1月去世。梁氏晚年政治上仍是趋向保守;但最后十年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的生涯中,他结合教学,编写出不少学术专著,对后学起到启迪的作用。梁氏这篇论《孟子》的遗稿,是讲孟子教育思想的专题论文。但梁氏此文,不仅是客观地介绍孟子的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对此作了引申和发挥。我读过这篇《遗稿》后,觉得内容相当丰富,反映出梁氏对人才学的重要看法,为我们研究梁氏晚年思想提供了可贵资料;同时对我们了解中国二十年代教育思潮的一个侧面,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国共两党之外：曾琦与梁启超的关系考论

曾琦早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不但心仪梁氏,忝列其门墙,而且在留日期间与其所主导的研究系往还甚勤。中日军事协议事起,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归国。曾琦趁机运动梁启超,期望其出而办学以收容之。惜曾琦的请求遭梁氏婉拒。失望之余,曾琦只有加紧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以建事业根基。颇具吊诡意味的是,两者却不约而同地参与催生五四运动。曾琦希望藉此扩大少年中国学会的影响,从而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而梁氏领衔的研究系则重在推倒段祺瑞政府。然而,少年中国学会的发展最终不能为曾琦所控,不得已他只有留学法国,以寻求新的发展。而五四运动的和平解决也使研究系的愿望落空,由此,研究系不得不谋求新的发展。梁启超欧游归来,仍难以忘情政治,屡屡受挫,似应歇手。留法期间,曾琦日益倾向革命,似与梁启超渐行渐远。但在国共合作后日益激进的态势下,梁启超欲罢不能,不得不产生联络国家主义派等再起之想。归国以后,曾琦所领导的国家主义派发展较著,对梁启超系不太认同。然而,伴随北伐军势,曾琦与梁启超为抵制国共两党的大肆打压又有携手之议。但梁启超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政治事业只得俟诸后生。     

旧王朝的丧钟和新制度的蓝图——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否定反动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禁锢人们头脑的旧思想,传播新思想,为人民展示一个美好的理想蓝图,鼓舞人民为此而英勇奋斗,这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历史责任和功绩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思想家。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纸色发黄、鲜为人知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在甲午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那个黑暗年代里,梁启超的一部划时代的伟作。它犹如黑沉沉寒夜中的丧钟,宣告了延续两千多年的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匾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     

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本文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中心,全面探讨其文化主张。作者认为,梁氏强调“尽性主义”和思想解放,这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所强调的主张是一致的,他的尽性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他的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他用时代的眼光,看清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大趋势,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和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意见,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是大体一致的。过去将《欧游心影录》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宣示,把梁启超认作五四后保守主义营垒的人,是很不正确的。之所以存此误解,除政治原因外,主要是读书不求甚解,对梁氏这一时期思想著述的全貌缺乏全面了解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