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上丝路上的红学：冰岛文《红楼梦》首次译介文本研究

冰上丝绸之路是推进中国与环北冰洋流域国家人文互动的重要倡议。其中,红学扮演着独特角色。随着冰岛《红楼梦》译本的出现,海外红学族系不仅新增添了一个语种文本,而且为深度了解汉学在欧洲传播的脉络途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不同于北欧其他小语种的转译形态,冰岛译文并非直接源于库恩德译本,而是基于程乙本的中文底本,同时也吸收了“霍克思-闵福德”英译本的诸多元素,以“丝路”的视角辑录于冰岛文汉学经典选集中。冰岛译文虽然较为晚起,却突破了欧陆特别是具有示范性效应的1932年库恩德译本的翻译套路和格局,其处境化的译介策略开辟了北欧跨语际视野下汉学译介与传播的新型范式,对重新评估“中国-北欧”汉学互动的层次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参照。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     

“现代汉语文学”的哲学支撑

如果对中国几千年的汉语言文化特征作一个概括的话，那就是它的实用性。在汉语言文化中，我们之所以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都是因为这“实用”二字，由“实用”而“世俗”。儒家文化试图通过“爱人”来实现社会大同，看重道德、伦理、秩序，道家文化看似是对个体的尊重而实质上仍是试图通过个体之自爱而达到“爱人”之目的，从而实现社会之大同，它们不过是殊途同归，其实用性显而易见。佛文化最初进入中国是因为其中的禅那神通之术与中国道教中的神仙艺术之间的某种契合，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与儒、道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式…     

佛教传入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思想固然居于主导地位,但离开了道、佛两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儒与道是中国本土所固有,而佛教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在它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的哲学思想构架起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儒、道、佛三足鼎立或者是儒、道、佛三家互补,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本文拟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儒、道、佛三家的纷争与融合中来考察中国的哲学思想演变,从宏观上阐明其基本构架的巨大变化。一 中国的哲学思想,大都以先秦诸子为其渊薮。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试论妈祖信仰的宗教属性

妈祖信仰究竟是属道、属佛,属儒、还是儒、佛、道三者兼有?它是否可归入宗教信仰之范畴,还是纯属封建迷信活动?对此,不仅信徒与非信徒、官方与民间众说不一,就是许多专家、学者也是各持己见,难于趋同。持道教说派认为,妈祖即“姑射神人之处子”,十三岁由道士玄通授以“玄微秘法”,“窥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科学主义与“五四”知识分子的人文宗教

一、现代性的意义困境甲午以降，儒教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侵蚀下，渐次陷入了价值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认同诸层面深刻的意义危机。①中国文化的意义危机，在“五四”启蒙运动中达到极至。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方案，是废弃儒教及道、佛等宗教，代之以西方现代的“民主”和“科学”。启蒙者对基督教测采取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实证主义反宗教态度。因而，“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激荡，空缺了儒学和基督教在终极关怀层面的对话。这样，启蒙运动全盘反传统和世俗维度的半盘西化，由于工具理性的民主和科学无以提供生命的终极意义，废儒拒耶不…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教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上蔡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建构

隋唐以来,回应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课题.谢上蔡在扬弃佛教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承继二程,立足于“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之天道观建构,以“敬是常惺惺法”、“下学上达”为入道工夫,最终达致“心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形成其独特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之建构.     

内向思维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主体精神

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根本途径之一 ,是从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其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内向性的特征 ,中国思想史上的儒、道、佛三家 ,其哲学思想无一不体现出典型的内向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 ,直接导源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由此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铸就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鲜明的主体精神。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蔡济恭汉诗意象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以儒、释、道思想为主

朝鲜朝后期宰相文人蔡济恭的汉诗作品“意象”纳用具有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意象,构成了作品的“意境”美.从“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方面来详细解读蔡济恭作品,体味其“意象”的情感表达以及其汉诗创作所独有的“雄伟杰出,大家手笔”之魅力,可以有效表现其汉诗作品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新教思想的旅行：阿富汗尼“伊斯兰新教”思想探析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对世界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著书立说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两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给予了不同的看法。主要侧重于对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阿富汗尼哲学思想和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而对路德的新教改革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新教改革原因、路德与欧洲其他宗教改革家的思想比较和新教改革对欧洲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尽管阿富汗尼和路德处在两个不同宗教背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下,但是路德的新教改革思想为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借鉴。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析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新教”思想以及新教思想的旅行所产生的影响。     

唐代墓志中的纯儒形象与思想研究

在唐代士人“二元世界观”的大环境下，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服膺儒学、排斥佛道的“纯儒”士人。尽管从已发现的墓志看来，纯儒士人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纯儒的形象与思想才显得更加独特耀眼。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在这些寂寂无名的纯儒士人中也不乏发端或者回响。如果将唐宋变革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继东周之后的又一次哲学突破，那么纯儒便是正统儒学的捍卫者和异端佛道的排斥者，在这场突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人们共所瞩目的一个大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探析,不能不上溯到晚明与清代的思想界,因为,诸多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命题已在那一阶段潜生。 大致说来,自耶稣会士相率东渡,明清知识界对包括西方自然科技与基督教神学在内的“西学”持三种走向各异的姿态。 其一曰全盘受容。其代表人物为“首好其说”的晚明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不仅和耶稣会士们合作,大规模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而且相率入教,对基督教神学大加礼赞,以为西方“天学”是“补儒易佛”,“一还吾三代之隆懿”的“救世神药”。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三教互补的伦理精神

在古代,儒佛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三维一体的基本框架,支撑着整个传统文化的大厦。这不是说儒佛道比其他诸子百家有着更强的实力,而是指涵蕴于这一事实中的三教互补的精神实质和伦理精神。 一、天人合德的不同途径 如所周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社会生活根本秩序的设计是“天人合德”。所谓“天”即伦理化了的宇宙秩序,是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本根,也是一切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因此,天人合德之天并非苍苍空间,也非纯粹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本然,即伦理——本体的实质。中国传统伦理的所谓天人合德,也就是道德主体向伦理本体…     

中欧文明互鉴视野下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经典最初如何走进欧洲社会视野，不仅是百年来中欧哲学交流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也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海外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儒学初传的历史背景看，波塞维诺印本所收录的罗明坚拉丁文手稿乃是首次呈现于欧洲社会的译本形态。然而，通过拉丁原文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波塞维诺印本与罗明坚原稿存在重要的译介策略的分歧。罗明坚译稿展示出“儒耶协同”的诠释倾向，而波塞维诺印本则有较明显的“援儒入耶”的译介立场。两种译介策略的差别不仅仅是术语文法层面的分别，更透露出儒学首次进入欧洲视野时西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复杂应对心态与诠释方式。然而，无论罗明坚的“儒耶协同”还是波塞维诺的“援儒入耶”,这两种诠释方案均对当前中华经典外译事业具有重要镜鉴价值，即文化传播需要首先考虑异域读者信仰心态并进行处境化语境转型，在此基础上凸显儒家核心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产生信仰共鸣，继而推进中国传统信仰价值在海外的深层次传播与文化认同。     

湖湘古代哲学的三重面相

湖湘古代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地域性学术之一,它发生于湖湘农业文明之初,在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即已形成了“艮止之义”与“人心道心之辨”的核心命题思想的雏形,以及以图像为最高表现形态的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以此为出发点,其间经过了传神农之言的农家学派以及道、儒、佛三教的兴衰嬗变,至晚清魏源止,显现出以时间性(现实性)为追求的价值取向、以“爱智慧”为基本特征的学术定位和以语言符号学为表现形态的三重面相,并对道、儒、禅的诞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