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视角下人工智能的技术风险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导致其自身的存在的升级,这使得人工智能成为具有全球性质的重要技术,其自身所携带的技术风险也从存在层次威胁人类生存。但是人工智能的技术风险不单单只有风险的一面,它给存在论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并且使人对自身的存在方式有了新的理解。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权力膨胀与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在社会领域诱发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既有的生产关系,而且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在算法全方位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也蕴藏着一系列内生风险,并由此引发了技术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碰撞。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对算法规则和算法权力的单向度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调研的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多学科思维,探讨算法规则向算法权力的动态转变。正是这种动态转变加速了算法权力的膨胀,这也催生了大量的算法风险,引发了社会治理的困境。因此,算法治理需要通过约束算法权力进行建构、引导和反思。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     

PPP风险分配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及具体路径

PPP经营模式由于私方主体的介入,给政府公共服务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潜在风险,如公共服务质量递减、公共职能改换、治理秩序阻滞、投入主体收入递减等。为了保障社会治理正当化、公共服务理性化、PPP项目正常化和当事人投入的积极性,必须以法治手段在行政主体和私方主体间合理进行风险分配,包括风险预防的风险分配、风险阻却的风险分配、风险后评估的风险分配、风险承担的风险分配。通过风险分配让私方当事人和行政主体由权利主体转向义务主体,由权力行使转向责任承担。风险分配遵从公权主导原则、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责任自负原则和实际负担原则。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底层技术,其所拥有的发展快速性、规模效应性与多领域适用性使得该领域的技术竞争与现实政治博弈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技术的赋能与赋权作用。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于国际权力结构的过程来看,人工智能将极大地作用于权力所依赖的四种基本结构,通过重塑知识结构与介入生产、安全、金融三大结构的方式,激发结构内的权力博弈;打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既有权力均衡,使权力以一种有序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积累和分配。而在权力发生技术因流动的过程中,技术优势与权力优势之间的转换将会变得更加顺畅且自然,权力会进一步流向拥有结构性权力优势的技术优势国与跨国科技公司。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权力收益不对称的现状,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整体繁荣方面的价值,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方案,寻找世界共同发展之道。     

数字经济视域下算法权力的风险及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在经历新冠疫情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数据、算法、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动能及场域。开动数字经济发展引擎的算法因其技术性特点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但算法超出技术工具范畴影响或替代公权力决策,形成新的权力形态而引发的诸多风险也引起学界关注。通过算法权力风险的归因即内部逻辑冲突及外部价值失衡来探讨算法权力对公权力领域、商业领域、个人权利及法律自身带来现实风险,从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关系的重构角度提出公权力赋权、算法权力限权与追加义务、个体数字人权充权的多元治理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引领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风险。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理,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四大类数据安全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算法高度信任对法益保护的冲击、技术演变中科技伦理规范的缺失以及用户数据主体权利保障不足等。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输入阶段的数据源合规风险,研发企业内部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数据合规计划,并在合规计划中制定详细具体的风险规制措施,强化企业合规经营;与此同时,通过多种措施积极响应用户对于数据主体权利的请求,确保模型训练数据来源合法合规。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模型处理阶段的算法黑箱与算法偏见风险,应加大监管力度,重点关注算法的安全性与公平性,积极推进并完善相关立法,细化算法备案和算法解释义务,提高算法技术透明度,落实算法主体责任。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输出阶段的数据滥用风险,应优化监管机制,实现全链条合法性监管,完善科研伦理规范并予以实质审查,引领技术向善,实现科技向善治理。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存储阶段的数据泄漏风险,应通过技术与管理制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方位规制,严格控制数据共享范围并贯彻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及时有效地防范数据泄露风险。     

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成财富分配正义,甚至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而忽略或者较少涉及风险分配正义及其所针对的当下社会中财富占有越少者而风险承受却越大的规律性事实。处在争论中的机会公平方案和结果公平方案都只注重于财富分配正义而缺少风险分配正义的安排,且主要基于原理取向的进路研究问题和设计制度。为矫正当前因风险分配失衡所恶化的财富分配失调,具有较强分配功能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遵循问题取向的进路,在追求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     

权力责任、社会角色对权力感和分配公平的影响

采用公共财物范式和权力感问卷,运用模拟实验的方法,探讨被试在不同权力责任（个人责任、他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政府官员、公司经理和教师）条件下权力感（包括控制感和责任感）和分配公平的特点。结果表明：（1）权力责任只有在具体的社会角色中才能对控制感产生影响;社会角色对责任感产生显著影响,政治领域中的责任感高于经济领域中的责任感。（2）权力责任没有对公平分配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不同的社会角色则能引起公平分配的显著差异,三个角色的不公平程度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     

分配与制约:劳动教养权力的法理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能够剥夺人身自由的制度,而且是可以不经过法院的审判就令人丧失自由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突出特征是劳动教养权力的过分集中,主要表现在立法权被滥用、行政权过分扩张、司法权被挤占、监督权软弱.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思路是改变权力独占的格局,将权力重新分配,形成制约关系.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在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泄露与算法偏见、责任主体冲击与边界模糊、主客体异化与信任危机、软法缺陷与硬法缺失等伦理风险。规制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须优化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注重隐私保护与社会公正;赋予人工智能以社会角色,划定人与智能的责任边界;构筑人工智能伦理规约,强化人的主体地位与诚信品质;加快人工智能的法制化进程,健全智能伦理制度体系,从而促使“人—机”和谐共处。     

人情视角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研究

传统文化对人情社会的巩固和社会资源分配权的过度集中都易导致人情关系的盛行。人情关系盛行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逻辑可分为三种:基于"报恩"、基于"施人情"、基于"礼尚往来"。这种逻辑下的权力再分配易带来个人权力的"泛化"、"圈子"现象严重和寻租行为。减弱人情对理性社会运转规则的影响关键在于首先要培养个人正确的人情观念,其次要明晰人情文化与理性社会的界限,再次要加强必要的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