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监察官进行监督的特点

宋代监察制度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加强对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监督,建立行政机关对监察机关以及监察机关之间的监督机制,构建对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严密监督网络,对监察机关及其官员进行多重监察,实现对监察官进行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     

职务犯罪视域下监检衔接的三重维度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衔接关系逐渐呈现出程序衔接、强制措施衔接和证据衔接三重维度。程序衔接主要通过职务犯罪案件在监检机关之间的流转来体现,具体表现为横向流转中的职能管辖和纵向流转中的提前介入和退回补查三个方面。强制措施衔接指监察机关的留置措施与检察机关强制措施之间的衔接,主要表现为被调查人、犯罪嫌嫌疑人/被告人人身状态的转变。证据衔接主要通过监检办案过程中证据材料的移送予以体现,集中聚焦在证据资格、证据规则以及证据标准等方面。职务犯罪视域下监检衔接的三个维度各有其运作机理和规律,也有独立的存续空间。通过研究监检衔接过程中的这些维度,可以勾勒出新时代监检关系创新发展的新图景。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在监察与司法中的衔接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本质上是一项司法活动，但在案件办理的前端会经历监察调查环节。该制度的运行离不开监察与司法的有效衔接，衔接的理论基础在于案件的同一性、反腐败目标的一致性等共识性认识，以及不同程序间的差异化价值理念所形成的必要制衡。前述理论决定了在缺席审判程序的整体运行中，要做好监察与司法的有效衔接，首先，要就缺席审判的适用条件作出标准一致、口径同一的规范性解释；其次，要通过构建体系化的制度机制加强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缺席审判的程序启动、调查取证中的配合协作和沟通协调；最后，要将正当程序、人权保障的理念不断注入程序衔接的各个环节，通过对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辩护权、知情权的特殊保障，修正和规制监察办案中可能彰显的强职权倾向，保障国家监察权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试论时效

所谓时效是指因时间的经过而丧失权利或取得权利。时效分民法上的时效和刑法上的时效两种。民法上的时效可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刑法上的时效可分为追诉时效和执行时效。所谓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所谓执行时效,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已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我国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有执行时效,而在刑法中却没有规定执行时效,只规定了追诉时效。本文主要论述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追诉时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置初衷是监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以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对象已经不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专业性、秘密性、高效性等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立法,没有通过外行人以参与具体程序的方式对该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的先例。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众参与检察的制度与实践,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回归其应有功能,即只对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进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不当起诉或不当不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对监察委员会侦查行为的监督需要通过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来实现。     

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中,监察制度是较为健全的,其中对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尤为严格。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着重在三个方面。即强化选任标准、严格政绩考核、严惩职务犯罪。选官标准重介直、明律、有州县任职经历。考绩分为年度定期考绩和平时考察两种。职务犯罪有多种,惩处得最严厉的是失察罪、诬告罪、举非其人罪、贪赃罪等。这一系列制度值得今天研究和关注。     

监察机关职责范围的法律思考

作为国家的行政监督机关,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监察机关主要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进行监察.监察事项主要包括法的遵守和执行、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处分决定的申诉和政务公开等.监察机关承担着广泛而复杂的职责,必须科学把握自身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追诉时效制度的背景——从古代中国法的观点

追诉时效制度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法定期限不提起公诉,求刑权即归于消灭的制度。在中国,这一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舶来品"。然而,古代世界各国均普遍存在追诉时效制度。所以要解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没有出现"。虽然古代中国没有明确的追诉时效制度,但已显示出相似的思想。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追诉时效制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现行中国的追诉时效制度实际继承了古代中国法的思想。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中,监察机关对行政司法监督为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主要特征。作为监察机关的御史台,最初由一般的文书管理到监察国家行政和司法,其权力也是伴随着封建国家的集权化逐渐扩大,成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时期我国党政监察制度建设述评

我国党政监察制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恢复与发展.根据党的十三大作出的有关决定,我国党政监察机关相应地进行了体制变革,党政监察制度建设取得很大进展.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党政监察制度建设正逐渐超越苏联模式,开始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模式.我国现行党政监察制度在领导体制、职责与权限以及监察立法等方面尚待完善.     

中国古代司法监察的发展沿革与成因探讨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机器运行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注重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职能有二:一是行政监察,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行政过程实施监察;二是司法监察,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司法过程实施监察,举凡诉讼监察、审判监察、狱政监察等等均属于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但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情形较为复杂,由于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集国家最高的立法权、最高的行政权、最高的司法权于一身,三位而一体,故导致皇帝之下国家权力的分工呈现出浓烈的东方特色,表现在分工的不彻底及相当程度上的交叉重叠:行政与司法的混杂较为普遍;同时,在司法系统内部,表现为司法审判与司法监察的混杂亦较为普遍.     

对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监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立廉政高效的政府、遏制腐败之风的滋长和蔓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运行中，由于监察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监察人员的结构素质等问题，导致了监察制度的效能发挥不高。因此，要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完善监察程序，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便使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特色监察管辖制度：生成逻辑与法治化发展

监察管辖制度关涉监察机关的权限及与其他机关的权力分工,并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产生影响。该制度是立法者基于强化党对监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惩治腐败的战略优先性、实现监察全覆盖、权威高效反腐的多重逻辑创设的,凸显“监察优先性”特征。针对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短板,为避免“监察优先性”陷入“监察中心主义”,应以法治化发展为导向,确立法定管辖原则、管辖能力匹配原则、有效衔接原则、权利保障原则。以此为基础,可先后通过提升监察管辖制度的法治化能力、修法消除影响监察管辖制度法治化发展的制度成因,逐步提升监察管辖制度的法治化水平。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探讨

新旧刑法均有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但在追诉时效延长方面规定却有不同。本文认为追诉时效延长制度应当有三种情况 ;同时对这一制度的可能产生歧义的地方进行了理论上的辨析。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研究——基于甘肃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实证分析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犯罪比重较大、犯罪重点集中、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增多、群体性特征明显等特点.职务犯罪预防总体效果显著,但在体制预防、立法预防、司法预防、社会预防等方面亦存在诸多不足.遏制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需要创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体制、教育制度、监督机制和预防制度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问题探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对于这项重大的改革,必须适时进行全面、科学的绩效评估,以检验目标实现度、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内部运行指标、外部影响力指标和反腐绩效指标。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监察机关自身或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评估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考察、文本分析等。     

清代监察官员考选制度述论

清代监察官员考选制度 ,既总结了前代成功的经验 ,亦具有自己的特色。本文对清代监察机构的设置 ,以及对监察官员的任选条件、入选范围、考选方法、授职程序、任内考核等方面进行探讨 ;对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亦作出客观评价     

论立案型留置措施

从留置决定作出的阶段或环节来看,可以将留置措施区分为“立案型留置”和“调查型留置”。立案型留置是将留置措施部分嵌入立案程序之中,在作出立案决定时同步决定采取留置措施;从外部来看其具有相对的同步性,从内部来看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其适用条件具有双重性。我国各级监察机关在实践中自生自发地开展了立案型留置的创设与探索,这主要源于立案型留置部分回应了留置措施类型化、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有利于克服监察立案公开制度的弊端,监察机关对立案法定要件存在过高把握倾向等因素。但是,立案型留置与现有监察立案制度、初核限定规则、留置证明标准等制度之间具有潜在的冲突关系,在实践运行中可能带来相关制度异化风险。因此,对立案型留置的适用范围、运行程序等内容予以限定和完善。     

关于监察机关有关地位问题的两点建设

自1988年12月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确定监察机关以反腐败斗争为重点以来,各级监察部门在促进廉政建设、查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和处理经济、行政纠纷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监察机关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我以为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监察机关在行使监察权开展反腐败促廉政的工作过程中,常常遇到阻碍和干扰。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及其完善

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工作之一,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监察机关反腐败专责机关的职能定位,因而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实质关联.在新时代反腐败的国际追逃追赃活动中,监察机关面临着监察全覆盖带来的追逃追赃繁重任务,需要结合机构增设下的职能承担进行合理定位,自觉立足国内和国外两个作用面予以开展工作,积极处理监察权集中高效与国际司法协作之间的关系.中国将以大国担当把国际追逃追赃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监察机关在职能转型的组织统筹与事务承办中进行互动促进,充分利用国际条约进行互惠性国际司法协作,综合使用政治外交与法治手段,加强"追""防"一体化机制构建,提高我国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的实绩并奉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