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裂变与社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城市和谐发展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农村家庭的裂变,"一家两地"、"一家两制"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形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观念,为进城农民工安家立业创造环境和条件,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我们的“好生活”理念

我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明确把"好"的标准提到首位。"好"的标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好",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标准——"好生活",包括好(合理)的政治体制、好(优良)的道德环境、好(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好社会)、好(愉快)的心情等等。"好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道德、审美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能够概括这些层面的最合适术语就是"文化"。好生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文化问题。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好生活"理念之争。"好生活"不等于奢侈生活,其含义远远超出了物质富裕;"好生活"不等于审美化生活,审美化的人生最多只是"好生活"的一部分。"活得有尊严"是"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落实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避免对尊严的庸俗唯物论理解。"好生活"讨论并不剥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坚持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与发起关于好生活的公众讨论并不必然矛盾,而是可以兼顾。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和谐家庭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家庭既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反映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比较全面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而人所生活、生存的基础环境是家庭,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千千万万稳定和谐的家庭,就不会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     

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转型社会的家庭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变迁趋势,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一方面,家庭本身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充满风险,另一方面,家庭自身所要担负的责任却越来越重。"家国同构"的治理逻辑使得中国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1)国家制度法规中的家庭缺位;(2)国家制度背后家庭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3)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家庭界限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这反映了一种功利性的国家主义立场,极大地损害了家庭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利益,也制约了社会的有序发展。转型社会走出家庭困境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对现有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家庭进行重新定位,确立公共政策的家庭视角,构建一个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同时在主流社会和媒体中倡导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家庭观。     

主流化的政策导向与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异化"的流动影响了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平等共享尊严、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其问题的穴点在于内含社会性别歧视的家庭政策,制度性与结构性失衡则是问题的根源。只有对关怀的根源——家庭——给予充分重视,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才能获得可续的动力。基于此,治理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图谋与规划,需建立和完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通过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政策的创新、治理系列制度和结构失衡、治理行动设计,编制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体系,为进城务工女性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性的外在社会生态环境。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家庭职能的演变及其影响

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家庭问题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社会学家、社会科学学术团体以至政府的热情关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当代家庭的结构和家庭的内容产生了并继续经历着重大的震荡与变革,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意义之深、影响之大,都是历史上空前的。 在关于家庭问题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家庭结构形式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相形之下,对家庭职能的演变则研究得不够充分。我认为,在家庭问题的研究中,后者是更     

现代家庭核心价值研究

论及家庭核心价值,源于现代家庭生活萎缩、家庭功能转换不良、家庭责任有失担当、家庭伦理道德突变和家庭文化生活缺失坐标。面对市场化、信息化及多元化叠加而致的社会大转型与家庭的新变化,认识现代家庭核心价值,既追问家庭核心价值因家庭关系"比翼连枝"、"血脉相缘"、"同居共财"的特征和家庭文化"共生为根"、"相依为命"等特质而真实存在,又辨识家庭核心价值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独特地位,以增强家庭关系免疫自稳、家庭生活固本开新、家庭文化价值自觉与家庭伦理精神构建的集体意识。进而探究"孝道、关爱、民主、责任"对于现代家庭核心价值理念的涵养需要,以确立家庭核心价值的重建方向,挺立现代家庭的价值底气,激活家庭文化软实力。     

幸福至善论

幸福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从而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是最为完美的心理状态;生存和发展之完满是最为完美的人生境界;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是最值得选择的结果。所以,幸福只能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不可能是用来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或者说,除了幸福,任何快乐、任何善都可以是获得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唯有幸福不可能是用来达到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幸福是绝对的目的善,是至善。     

论构建社会诚信机制

诚信是一个涵盖伦理道德、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范畴。一个国家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诚信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健全完善的诚信机制的保障和支撑。针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在缺陷、制度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借鉴国外诚信机制建设的先进经验,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诚信机制,包括诚信约束机制、评价机制、激励和监管机制等。     

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从两起婚姻实例谈起

就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的关系而言,近些年来出现的某些引发轰动和争议的婚姻,无疑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时能够引用的典型事例。婚姻违背家庭伦理的,即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归于无效。现行公序良俗原则的立法有待完善,而无效婚姻的当事人也应该得到善待;这昭示着我们:法治的前提乃是对于人的尊重。     

从“良妻贤母”到“贤妻良母”——近代日中女子教育的初步比较

中国的“贤妻良母”在日本被称之为“良妻贤母”。中日两国同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不在少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但起源于日本,而且与日本的“良妻贤母”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有截然相反的命运和结局。     

宋代家训中的善恶报应观及其社会作用

宋代家训中善恶报应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揭示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告诫人们天必降报、劝勉人们自省行善。这些内容对个体行动和群体规范具有指导作用,这种作用途径主要围绕修身合群与循礼善群展开,前者强调个体道德内化,后者重视群体制度规范,从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这种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具有指导作用,其社会价值不可小觑。     

诚信规范的认识原因

从认识原因考察诚信问题 ,诚信的规范要求是由于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 ,名与实、言与行的可分离性 ,假与真的可混淆性。在目标与可能不匹配的情况下 ,会产生造假的压力。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 ,就要用约定的形式给未来一个确定。交往的重复性有利于诚信的发生。诚信也是一种博弈的产物。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机制研究

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是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对见义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的权益进行有效的保护,也是当前学界所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而当前仅仅使用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制度并不能涵盖见义勇为的所有情况,因此通过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系统分析和归类,并借鉴西方国家“好撒马利亚人法”的经验,提出综合运用民事和行政两种方式来完善我国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机制.     

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善的最高层次

对善的定义虽存争议,但善存在着层次性却是可以确定的。从利己与利他角度而言,传统伦理学将纯粹利他视为最高层次的善,而我们则认为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是最高层次的善,对最高层次善的不同界定,是奠定理想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基石,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显而易见。     

民法上的善意与恶意新诠

界定了民法上的善意与恶意概念并给予了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视角的分析与解释 ,同时对与善意与恶意概念相关的过错、无过错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对善意与恶意的认定提出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