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隆礼至法”还是“隆礼”“重法”——荀子政治哲学观探讨

"隆礼""重法"或"隆礼重法"是对荀子观点的不恰当表述."隆礼"在苟子思想体系中具有崇高地位,而"重法"则被他看作低于"王道"的"霸道"."隆礼至法"才是荀子真正的主张,它符合儒家一贯的"王道"理想."隆礼至法"是对"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荀子成为先秦政治哲学集大成者的关键.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儒家主张崇礼。中国人历来自称为“礼义之邦”,乃至可以把“礼”看作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标志。荀子在讲到“礼”的时候曾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在这里,“天地”概括了天与地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黄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农耕文化的特质。其次,对“先祖”的推尊,表达了中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实心实证达成仁政——李颗政治思想评析

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的理论形态初探

孟、荀的王霸论述都旨在回应孔子王霸论述留下的一个理论缺口,即霸道是否可以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孟、荀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正一反的答案,这是因为二人采纳了不同的政治判准,孟子的判准是政治家的心术,而荀子的判准则是政治功效。基于政治功效的判准,荀子认为,礼乐、政事、赏罚是王道的“三要素”,因此,王道实际上包含了霸道的要求。同时,荀子强调政治层级取决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亡、存、霸、王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政治功效,另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精神境界。由此,荀子王霸论述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境界论。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化解了孟子以来王、霸的对立,守住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辩护了王道的现实价值。     

以法为教:塑造现代法观念的一条思路

中国上古时有“礼”、“刑”而无“法”,就是说只有一套评判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没有第二套。出乎礼入乎刑,礼去刑取,便是最理想的境界。自李悝《法经》以后,“法”这一套新的评判标准从“礼”中分离出来,“刑”成为“法”的附设手段。这时便有了两套评判标准。“礼”和“法”的矛盾在春秋末及战国时期表现得异常激烈,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倾向仍主张“为国以礼”、“以礼为教”,竭力贬低“法”的作用;以法家为代表的激进倾向则竭力贬低礼教,主张“以法治国”、“以法为教”。结果是汉以后的儒法合流,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从汉代开     

儒家哲学的理想境界及其现代意义

理想境界是人生终极的、最高的追求。苟子将其描述为“圣”、“王”两尽的境界。“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臭。”（《苟子·解蔽》）在苟子看来，个人道德修养的极至，就是“圣”。但仅实现这一方面，还不能说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个体的外在行为上，还必须达到‘王”的境界，即实现和儒家哲学所摒弃的霸道政治相对立的王道政治。人生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做到“圣”、“王”而尽，实现内圣外王。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天下极”了。儒家哲学从孔孟苟到宋明新儒家，直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尽管其间学派林…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齐鲁政治文化概说

齐鲁政治文化体系以《五经》为元典文本,以儒家"仁"、"礼"的政治主张为核心内容,执政理念上强调以民为本,方法手段上讲求王道霸道兼用、有为无为互补,大政方针上强调统一和秩序,理想目标追求"君"与"民"和谐共存的社会。齐鲁政治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意识到理念,又从理念到意识的反复转换,化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意识,对该地区的民众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潜移默化地控制了群体的社会行为,制约了该地区的政治进程。其基本特征:政治上的正统性、文化上的包容性,以及价值观念上特殊性与普适性的结合互补。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     

隋炀帝“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思想再解析

关于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学者们颇多争议。隋炀帝不重视儒学,不讲究“王道”成为后人解释隋朝亡国之因的主要论据。但从现存史料看,隋炀帝不仅懂得“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道理,还曾作过系统的阐释;隋炀帝的暴政和亡国之因不在于否认儒家的王道思想,而是由他的骄奢和折腾所直接导致的。汉魏以来,帝制统治思想,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于,构建了一整套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它成为治国施政的基本依据。如何运用、贯彻和执行这套理论,也就成为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孟子五说

本文从人性善说、仁政说、民贵君轻说、王道霸道说、浩然之气说五个方面，介绍了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以及个人道德等思想理论，阐明了孟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说明为什么孟子以继孔子之业为自己的终生职志，为什么后者是儒家正统的继承者，为什么儒家思想在孟子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从而使世人从多方面了解孟子的理论思想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从中有助于今人汲取其“大丈夫精神”，提高其“真、善、美”的道德境界。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