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下的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与应对策略

在中美之间全面展开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之下,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收缩的重大现象。同时,在持续性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可能会形成中美各自主导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的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对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挤压和重构的双重效应,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产生复杂的影响效应。面对中美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所蕴含和暴露出来的新格局、新问题和新风险,中国必须以战略博弈思维和长短期策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瞻性、针对性、系统性的应对。为此,在全球正在形成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科技创新体系的复杂格局下,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利用自身的全球第一大规模市场优势来尽快培育全创新链式和全球产业链式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主动通过打造与欧盟、东盟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创新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互利共赢体系,以“集体”对“集体”和“利益同盟”对“利益同盟”的策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中日东亚能源博弈分析

能源问题是关系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能源需求激增。这也使得中国与同属东亚的传统能源需求大国日本在能源方面的矛盾日益激化。近几年来,围绕俄罗斯远东石油问题、东海油气问题,两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博弈与竞争。在能源领域,如何协调和缓解对抗式、排他式的恶性竞争,避免传统的"零和博弈"是摆在中日面前的重要课题。     

试论“中美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成立于2000年的10月30日的“中美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源于当时中美建立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中美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涵盖了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之间的诸多领域,比如经济、政治、军事、台湾问题、言论自由等领域。这一带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委员会对中美关系政策的制定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同时还表明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华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的趋势正进一步得以增强。本文从其成立的背景及组成机制与人员情况、主要观点和建议汇总以及其对美国对华外交决策的影响等三方面总结和分析了这一委员会的源起、组织状况、主要活动和特点等。无疑,全面剖析和总结中美关系大系统的这一“麻雀”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将有所裨益。     

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首先，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经济发展了，那么各个利益相关者都会不同程度的受益；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伴随着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原因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快速变革，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迅速改变，比如社会城市化和移风易俗，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的改变等。这些都会使处于这些变化过程中的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成本收益发生改变，本文正是要讨论政府与利益相关者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避免进入“囚徒困境”和“零和博弈”，以期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碳治权建构中的大国竞争与博弈

碳治权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新型权力,其权力建构经历了从社会运动到全球政治共识,再到生产性权力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碳治理的研究,包括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于缺乏对全球经济基础分析框架的运用,难以对碳治权这一权力新形态进行有力的解释。随着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围绕碳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推动了相应的政治经济议程,彰显了碳治权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上层建筑构建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间的互动。虽然世界各国在碳治理上存在着合作与对话空间,但全球各主要国家依然会围绕碳治权中的规则制定、碳金融、贸易标准和低碳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与博弈,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领域更为显著。大国博弈不仅对碳治权的权力塑造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大国基于产业与技术融合的竞争将进一步强化碳治权的构建。     

乌克兰危机背后的中美俄能源博弈及其全球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分化重组，中美俄在立场和战略上各有不同，三者间的能源博弈推动国际能源秩序深刻演变。美国和俄罗斯是此番能源博弈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则是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关键角色，并在国际能源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动荡，新一轮能源危机在世界蔓延，全球能源格局转型重塑，中国必须加快健全现代化能源供给体系，积极推进全球能源转型重塑。     

交通事故“私了”的经济学解析

本文从经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交通事故“私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博弈可能产生的结局。交通事故“私了”博弈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类博弈。无论是一次博弈还是有限次完全且完美重复博弈，结果只有唯一的一个纳什均衡，即(不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但只要引入时间因子，将博弈扩展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当前合作就成为可能。制度能够保证整个交通体系的顺利运行，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的合作策略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基于演化博弈的资源型企业生态产业链形成研究

构建生态产业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资源型企业生态产业链的形成本质上是动态演化的,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对资源型企业的纵向链接关系和横向竞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资源型企业上下游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将走向合作,下游平行企业则更多地倾向于展开竞争,在这两种博弈中,政府的激励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及利益协调

根据对弈双方的合作程度,博弈可分为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也称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以往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往往是建构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难实现中央与地方的良性平衡,即使实现了也难以长期保持.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克服个体趋利性行为对整体利益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地方的最优化决策服从于整体的最优化决策,变非合作博弈为平等权利主体下的合作博弈,促进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后疫情时代全球卫生治理面临重大变革，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卫生合作与博弈中展开较量，中西方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发生正面碰撞，从而引发“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安全困境说、霸权论、权力转移论、身份认同论等理论为分析全球卫生治理话语权问题提供了思考角度。为避免陷入西方理论界构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国理论界应当保持警惕。在理论构建层面，应尊重既有理论体系，完善特定部门领域理论；在理论博弈层面，应当保持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自信，勿将良性理论交锋恶意升级；在理论话语风格塑造层面，应当始终保持客观理性，实行防御型和进取型相结合的理论外宣策略。     

2016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新变化及特点透析

2016年以来,伴随着朝鲜的两次“核试”和美韩“萨德”系统的部署,朝鲜半岛“矛”与“盾”的战略博弈日趋尖锐,敏感性增强,“冷和平”已成“新常态”,极大地损害了中俄的战略安全利益,破坏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这场由“矛”“盾”战略博弈引发的朝鲜半岛局势的新变化及特点总体可概括为:“劳动党”七大政权稳定,朝核再试“矛”日锋;“闺蜜门”事发总统遭弹,“萨德”入韩“盾”已铸;“小北约”搅局半岛添乱,中俄联手“规”乱局.为此,中国政府要在斗争中求团结、谋合作,在斗争中求发展、谋和平.     

中美石油战略的博弈与合作

为了规避过度依赖某一地区的石油资源所带来的风险，中关两国相继实施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但由于油气资源自给能力和对外依赖度的相似性、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及主要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再加上对国际油气资源短缺大势的忧虑，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关两国在国际石油市场展开竞争。如果中关两国能够避免对抗性、排他性的“零和”式博弈，走向“非零和”式竞争下的合作，则可以实现各自能源安全的“双赢”局面。     

中美文化冷战结束之开端-“乒乓外交”新探

对于中美“乒乓外交”这一历史现象，各界的关注与研究经久不衰。但一些报道与研究一般倾向于仅将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视为中美领导人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而使用的一个工具，从而忽视了“乒乓外交”作为中关之间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文化交流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及其在恢复与发展两国文化关系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本文主要依据政府文献、个人回忆及其他原始资料，试图从中美两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乒乓外交”做一初步探讨。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贸易政策中的博弈分析

在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充满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在这些竞争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一不把自己当做“理性人”来看待.通过博弈论,深入研究作为“理性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围绕自身福利最大化进行博弈以及最终的政治均衡.研究表明,在博弈过程中,各级政府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福利,更要去关注对方的收益,这样才能在讨价还价中取得政治均衡,从而保证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中,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表现为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权力与资本、公共人与经济人的三重博弈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政府与企业的现实博弈关系又具体体现为:“双轨博弈”、“多头博弈”与“利益联盟”。从理想的形态看,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必须进行道德建构。本文由此提出“道德博弈”的问题,以寻求政府与企业在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有效互动。     

中美经贸深层次博弈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基于互惠互利的中美贸易对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组装车间”角色的过程中资源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引领了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能够有这种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性,其“经济同化力”在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开放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对外贸已经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吸融能力,正因此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表面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冲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来自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正在进行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中美未来合作共赢仍是最佳选择。对此,中国需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切实推动新一轮开放,努力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     

大国博弈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发展与中国策略

地缘政治深刻影响地缘经济。随着大国博弈日益加剧，世界经济秩序正由多极化向欧美跨大西洋联盟和欧亚大陆联盟两个平行的体系演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竞争舞台，正呈现出巨型化、跨区域、深度一体化等新特征。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已经进入战略提升阶段，但在伙伴国、议题覆盖广度和一体化深度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应发挥自身经济实力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竞争，具体可采取以下策略：第一，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妥善管理大国关系；第二，积极对标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第三，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伙伴范围，深化既有自由贸易区伙伴合作内容；第四，加快“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中心国建设，夯实以我为主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基础。     

全球价值链与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细化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是国际贸易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的两大重要特征。全球价值链概念经历了“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演进，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引起全球经济结构重塑，改变了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有效促进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加强了区域内全球价值链联系，加快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为把握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话语权，应关注中国已签署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推进RCEP实施为契机，加快RCEP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灵活配置，奠定亚太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地位，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刻变革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全球化利益与分享

经济全球化较之不进行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全球福利的增加,即“经济全球化利益”,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主体取得“多赢”或“双赢”提供了可能性。经济全球化的我国内外的利益关系是正和博弈的利益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内外利益关系是“双赢博弈”,也可能是“赢大于输博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我国对外利益关系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与国外合作做大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全球化利益。     

能源转型视阈下美国地缘俱乐部的发展与影响

气候危机约束下能源政策目标的紧平衡、传统化石能源的产能过剩、能源转型背景下能源通道控制效应衰减和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外依赖共同推动美国能源安全战略转型。拜登政府以能源地缘俱乐部为工具将经济增长、国家安全、低碳环保、盟友约束等一系列多元和冲突的政策目标相统一。一方面不断强化美国在传统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突出西方能源供应链体系的整体韧性建设，并致力于打造以自身供应链配置为核心的“轴辐式”地缘能源俱乐部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多边援助俱乐部，从而服务美国能源霸权的网络式延伸、排斥主要竞争对手并实现规范引领。与此同时，美国的霸权干涉和“国内优先”导向也将为全球能源治理及自身俱乐部体系运转带来多重风险。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基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国家，在新旧能源格局转换中享有优势，且最有可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和权力变更的领导者。中美能源资源领域的竞争不断挤压双方气候合作空间，中国应关注和警惕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的战略风险，既要在中美能源共栖中强化能源安全韧性建设，也要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防范美国地缘俱乐部体系损害全球能源治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