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工的终结: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生产工艺学命名

从现代机器二次革命的结果看,能量自动化机器终结了"手工"时代,把人类物质生产力从人身生物性限制下解放出来,带来体力活动的平等时代;当今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机器智能自动化,则将终结"脑工"时代,把人类精神生产力也从人身(人脑)生物性限制下解放出来,带来智力活动的平等时代,并将消除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扬弃资本,每个人所固有的生物性体力、智力,将会从必然王国转移到自由王国中全面、自由发展,人的生物性本质将得到合乎人性的自由实现。引入与"手工"相对的"脑工"一词,有助于消除有关人工智能的宗教式玄想和不必要恐惧,为人工智能科学发展、合理应用扫清障碍。     

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读

人工智能是生产工具进化的必然产物,其产生与发展体现了生产工具从人的体力延伸到脑力延伸的持续更迭发展。资本的增殖逻辑推进生产工具与技术不断升级发展,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劳动贬值”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被边缘化”,人工智能在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其资本主义应用也造成了人的异化,创造了否定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不会停滞,就如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可避免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逻辑共同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目标。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当今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人工智能的要素属性及其就业含义

人工智能是将各主体跨越时空界限相连接的复杂技术革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较早地就对技术、劳动力的未来发展,以及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等作出预见性的论断,这为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向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人工智能的要素属性具有资本和劳动的二重性,实现了人与物的复杂性结合。在劳动属性方面,其兼具超越组织边界的高度社会化和超越复杂劳动的指数化两种特性,在资本属性方面,以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成为推动产业革命的重要力量。由于其带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涵的深刻变化,在人工智能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都产生了新变化,进而在劳动收入份额、劳资关系、劳动力技能偏向等方面带来就业含义的新阐释。     

马克思、斯蒂格勒与机器技术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演绎了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机器技术、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机器形态加速变革,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观并找到未来发展路径是直面时代问题的重要任务。目前,在当代西方左翼对于“机器论片段”的大多分析中,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肯认机器与技术作为推动社会的力量,而个人的理论知识与行为能力却又在资本的控制下被进一步剥夺,最终形成了“系统性愚蠢”的表征,出现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无产阶级化”。在本文看来,斯蒂格勒的机器技术观建立在马克思分析“资本”关系维度上,因此,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内涵的机器观是理解斯蒂格勒技术理念、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知识与解放关系的路径选择。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能力问题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能力及其实现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靶向.马克思发现,劳动能力的买卖是资本增殖的关键环节,这就从根本上戳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自由与平等的虚假性.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从简单协作到机器大工业,造成个人能力的畸形发展,并导致资本增殖与人的绝对贫困相对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带来个人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与全面性.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能力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     

“工作的终结”与救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启示与反思

在里夫金看来,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传统的劳动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对于小部分就业人员而言,他们的劳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体力劳动,而是转变为以智力和情感为基础的协作劳动,后者不再是传统的雇佣劳动了,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第一层含义;其次,随着普遍智能的运用,传统工人劳动必然会被机器取代,信息时代将是传统工人终结的时代,也是雇佣劳动消亡的年代,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第二层含义;再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终结了传统的一切劳动,但它所推动的“第三部门”,将会吸收全部失业劳动力,实现对传统劳动的全面解放和救赎,转变为一种以人际交往为目的的深层游戏,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终极含义.然而,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里夫金显然低估了资本霸权的建构能力,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     

劳动替代危机下人机关系的颠覆与重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热潮再次引发社会普遍焦虑,主要体现为作为人类独有能力的语言与情感劳动的替代性担忧。导致替代焦虑的根源与传统的人机对立观有直接关联,即机器是作为人类主体的工具性存在,这种观点并未准确辨识人与技术的协作共生关系,难以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当代社会中角色的新变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辨析人的本质与人工智能劳动的角色,将人工智能从人类中心的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寻求对传统人机关系的颠覆,视人工智能为与人类共生的存在者,在坚守人的本性基础上重建协同共生的人机共同体。     

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数字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劳动的新形态,它除了具有传统劳动的一般性特征,还具有劳动过程数字化、劳动时空自由化、劳动观念虚无化等特殊性,其本质上依旧属于物质劳动和生产劳动。当前,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的数字劳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通过数据垄断加剧贫富分化;二是利用劳动和闲暇界限的模糊加深对劳动主体的控制;三是通过技术操控背离劳动属人性,这一切都扩大了数字资本控制劳动者的广度和深度,更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超越数字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共享、劳动与闲暇相融合、技术反哺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劳动有利于人发展的优势,方能推动数字劳动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观照现代信息文明——以ChatGPT等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

ChatGPT的出现代表了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重要进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更是超越马克思本人所处时代的“新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成为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信息文明”之下的借鉴，反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人工智能这一新事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ChatGPT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转变经济基础、重构上层建筑等方面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映照。同时，ChatGPT依托于“信息文明”这一背景，在消除剥削、消除异化劳动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等方面也在新时代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我们也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赋予的人的基本地位，对ChatGPT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要避免在“信息文明”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可能出现的人的“动物性懒惰”、人的“创造性劳动”机会的丧失，以及在人工智能对闲暇空间的占据中可能导致的人的理性基础动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信息文明”,并以之作为ChatGPT的借鉴，促使ChatGPT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和现代科技革命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指出 ,现代机器体系的发展方向是走向自动化机器体系 ,这种发展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 ,生产的科学性质 ,使人的直接劳动下降为生产过程的一个从属性要素 ,使人可能专门从事富于创造性和自我实现的劳动。劳动方式中劳动手段的两重性和内在矛盾是使人自身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根本动力     

基于ChatGPT的人工智能奇点论反思：本体预设、类比逻辑和主体关切

ChatGPT的广泛应用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能否突破奇点的讨论,这为我们反思奇点论的思想主张和叙事逻辑敞开新的思想空间。在本体预设上,人工智能奇点论秉持计算主义的智能观,其“世界是数”和“人是机器”的基本预设都是对世界抽象还原的结果,因而不能仅以机器算力的标准来评判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超越。在类比逻辑上,人工智能奇点论将数据类比为经验材料、将算法类比为人类意识的做法,只是一种机械的形式化类比,其中抽象掉了以意识为载体的人类智能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而误将人工智能的自动性指认为人类智能的自主性。在主体关切上,人工智能奇点论对技术替代可能引发普遍失业的忧虑,虽然看到了技术发展可能使人贬值的深刻挑战,却没有透视到劳动与主体、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忽视了资本逻辑支配技术演变从而消解主体性的深层本质。     

危机与突围: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幸福观

马克思劳动幸福观认为,"劳动是生命的乐趣",劳动幸福是人类的真正幸福。而人工智能的发展给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带来新的危与机,在资本的驱动下,智能机器削弱劳动者的主体性、资本逻辑加深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痛苦,形成对劳动幸福的遮蔽之势,使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受到质疑。但若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合理使用,它将提高劳动效率、优化劳动关系、推动劳动解放,助力劳动幸福的实现,进而确证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基于此,我们要化危为机、把握契机,推动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创新,加大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宣传力度,倡导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自觉践行,从而实现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突围。     

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三维审视

由人工智能引导的技术产业革命引发了劳动的新变化,智能劳动不是单一重复的简单劳动,而是富有创造性的复杂劳动.学者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依然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存在分歧.从理论维度来看,智能劳动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智能劳动属于马克思所定义的劳动范畴,其价值来源有且只有人的抽象劳动,并且遵循劳动价值量形成理论;从实践维度来看,通过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能够解析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新异化、智能机器排挤人、无人工厂等现象;从价值维度来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促进人的本质发展、弘扬尊崇劳动的社会氛围、构建合理经济分配制度具有指导价值.     

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虚体生产日益上升为关乎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生产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与数字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特殊功能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上的虚体生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形式。虚体的全面介入为主体生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并衍生出更具普遍性和弥散性的数字异化。现阶段的虚体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将数字权力批判作为自己的当代课题,并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探索数字正义社会的建构。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与正向规约

人工智能是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它有着应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三类层级。由于超人工智能远超人类的控制范围,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考察可以从其他两个层级展开。从应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引发了信息安全困境、责任归属困境、技术依赖风险以及产业后备军与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从通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带来了人机边界模糊、人的存在异化、人的自由异化甚至人类种族终结等问题。对此,要在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层面的智能监管、程序设置与价值规范以及社会层面的伦理设计、法律规制与协同治理等,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正向规约。     

活劳动：从人工智能到脑机接口的迷思

活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概念,它与物化的劳动或死劳动相区别,两者对商品价值的形成起不同的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机器劳动时代,由于人—机之间分离地存在,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区分是清晰的。随着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介入到生产过程并成为劳动工具,人—机之间呈现出融合的趋向,两种劳动的区分变得不再清晰,从而提出了关于活劳动的界定和BCI劳动的隶属等一系列新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可以拓宽和加深对活劳动概念的研究、丰富对劳动方式演变、劳动主体乃至人的本质的理解。     

批判理性异化的非理性主义与合理性于人文的新人文哲学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是科技理性张狂的时代 ,也是科技理性全胜的时代。作为把人从上帝神性中解放出来的科技理性到工业文明极度发展的时代 ,它本身倒变成了一种新式的神性 ,科学技术不仅变成工业统治和掠夺自然的工具 ,而且被移用于社会统治 ,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人文精神、禁锢人的自由个性的权力。理性启蒙走上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 ;资本统治者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穷凶极恶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制造出能致人类于死地的几大全球问题 ,另一方面又将科学技术变成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 ,使之变成维护其暴政统治的喉舌和机器。…     

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与伦理困境浅析

当下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尤其在专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之后,伴随着这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积累,人们开始对其有了更多的期待。当今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整体上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如神经网络、小样本学习等,但仍然只是探索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进路。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自身的特征,我们更需要负责任地前瞻性地探讨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势必会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伦理体系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挑战了一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于是,以什么视角去看待通用人工智能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数字化时代构架起科学与艺术的立交桥

在数字化时代 ,以往人们用手工很难实现的视觉效果 ,被电子计算机轻而易举地完成。电子计算机技术所提供的各种迅捷的服务手段和方法 ,将艺术家与设计师的双手从繁重、缓慢和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从而深化了人脑的艺术创造力和最终的视觉艺术效果     

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问题分析

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个问题,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产品,社会主义劳动力归个人所有。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个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