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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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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12年,唐睿宗在一年之内亲祀南、北郊,这种行为在整个唐代仅此一例。其中,与亲祀南郊同月进行的还有亲祭太庙、亲耕籍田,这与贞观三年、永徽三年祭太庙—祀南郊—耕籍田的亲祭模式一致,折射出睿宗意图将本朝与武周至中宗这一时段划分开来,恢复贞观、永徽故事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在睿宗登基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中亦有体现,虽然在他执政中后期出现了恢复二陵名号、加则天谥为帝的事件,但这并未改变“走出后武则天时代”的历史趋势。亲祀北郊的背景在于,为患多年的东突厥于此时向唐朝请求和亲,睿宗认为自己施行的保守对外政策已获成功,边境问题已经解决。改元“延和”则代表着他期盼在未来,唐朝与周边民族尤其是突厥的关系能够继续保持缓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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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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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辞赋家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关于其生卒年,《汉书·王褒传》没有明确记载,只说:“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怜惜之。”祀金马碧鸡事的时间,《汉书》无记载,因此王褒的卒年就成了问题(王褒生年更恍惚,故从略)。笔者目前仅见有两种说法:一是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在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二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定于五风三年左右,即前55年左右。其他的文学史著作如游国恩编,如中国社科院编,如章培恒编,如郭豫衡编等都曰“生卒年不详”,有的把它忽略过去。笔者认为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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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乙十祀征人方历程地名考释帝乙两次征人方,在现有卜词材料中,以十祀征人方材料最多,首尾啣接,是研究卜词地理之宝贵材料。我们以李学勤同志《殷代地理简伦》所编排之《征人方日表》作为叙述,讨论之资,集诸承研究的胜说,再参以我们的研究所见,作帝乙十祀征人方历程地名考释。帝乙十祀征人方之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段:(一)十祀九月甲午,以“正人方·告于·大邑商”开始出师,至十一月已巳南下至攸。(二)十祀十二月癸酉自舊返至攸侯鄙永。(三)十一祀正月癸卯四月癸酉。由攸返商,由商至云奠河邑。下面,我们就按这三段路程,对征人方历程地名之可考者,进行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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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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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传世宗周铜器《天亡(?)》为最早,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陕西西岐山。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论定作器者“天亡”,因名曰《天亡(?)》,而吴式芬撰之《捃古录金文》则定为《大丰敦》。后来丁山先生、唐兰先生则称之为《朕簋》,定名之异,代表了各家的认识不同。郭沫若先生曾两次论述《大丰(?)》。在他1930年写作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曾将全文作为韵读如下: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降△ 天亡尤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三衣王祀 (凡△处皆通韵)铭文至此成一小段。丰、降二字可作东冬隔句韵,亦可以与方、王、上、相、唐为阳东冬通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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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廖名春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6)
《荀子》书荀子亲著的二十二篇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荀子前２８６年游学于齐前之作，如《不荀》；二是前２７９年以后至前２５５年以前在稷下时之作，如《王霸》、《王制》、《正论》、《天论入《劝学》、《修身》以及《解蔽）、《荣辱》、《正名》、《性恶》、《礼论）、《乐论》；三是前２５５年以后居于兰陵时之作，如《非相》、《臣道》、《君道》、《非十二子》、《成相》、《赋》以及《富国》、《致士》、《君子》。荀子弟子记述荀子言行的五篇中，《议兵》、《强国》、《儒效》反映的是荀子前２５５年以前之事；《大略》反映的则各个时期都有；《仲尼》前半篇反映的可能是苟子在稷下时的思想，后半篇反映的可能是其在兰陵时的思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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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据《汉书·礼乐志》及《梁书·张缵传》二种文献所示,推测《山鬼篇》之祀主当为九疑山之山神。对于上古礼制以及楚辞的学术地位,亦有兼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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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七祀制度，王祀泰厉、诸侯祀公厉、大夫祀族厉，以厉祀祭祀无后者。殇祀则祭祀二十岁以下的殇者，使其附先祖从食。二者皆以祭祀的方式，使其魂有所归而不为祟。兵死者不入兆域，通过集体安葬而享受祭祀。楚有厉神，又有武夷掌兵死者，皆使兵死者享受祭祀而有所归。由厉祀、殇祀制度观察，《国殇》当为楚国为兵死者举行的公祀仪式，以安其魂。按照楚汉的魂魄观念，神灵魂魄合一，常人则魂飞魄散，故《礼魂》当为安魂曲，用于人鬼之祀，其当为《国殇》的附歌，而非送神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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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九歌》的研究,争论迭起,诸如篇章次序、神鬼属性、篇数名实等方面,不乏卓识。细玩《九歌》篇谗之结构,实有其礼仪背景与古俗观念为依据。周代之祀,最重“顺祀”与“配祭”,《九歌》之祀亦不出其制《国语·楚语下》记述楚国巫觋宗祝之流,其职乃在“使制神之处位次主”,韦昭谓为“次其尊卑先后”云云。此风非仅在楚,素称圣贤礼义之邦的鲁国亦如是:夏父无忌欲升信公于闵公之上而祀之,按《左·闵二年》所记:闵公被杀后,僖公才继之即位,于祭,闵当在僖上。故夏父无忌之举被称作“逆祀”。展禽称之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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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我国记述上古史事最早的一部史书。今传《洛诰》篇载周成王初年如下几件重大史事:一、周公营筑洛邑;作《洛诰》,告成王居洛之义;成王在成周烝祭文武,诰命周公后。二、周公教诫子伯禽和成王诰命伯禽等语。三、成王在成周行殷礼,周公致政,成王即政,祀天改元,称秩元祀。篇末署“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在《洛诰解》一文中,从文字到史事均作有精深的注疏考释。上述史事年岁,总括于成王七年①。郭沫若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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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论都赋涉及到对西汉、东汉统治之术的评价和如何看待汉武、光武的功业等诸多问题。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 ,论都赋的内蕴也不断演变。杜笃的《论都赋》以王霸之术游说光武帝 ;班固等人的赋作歌颂东汉王朝以儒术治天下 ;张衡的《二京赋》以古文经学立说 ,杂以道家思想 ,包含着冷静的理性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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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从有诗可载的西周初年至今约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诗经》既是中国诗歌滥觞时期的诗歌集合,又是第一个繁荣阶段的表征。一般认为,《诗经》收入的作品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一段时期产生的,但《诗经》的最后编定成书“应该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①。五言诗的出现大约在东汉中后期。我在这里论述的《诗经》后期,即是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春秋中叶稍前）至公元后二、三世纪间（东汉中后期）八百余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段内,中国诗歌发展出现了一个大衰落阶段。也正是这个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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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祀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祭祀天地、日月、名山大川、四时百神、鬼魂祖先等各种神灵的文化传统，伴随社会发展，演化为封建社会维护皇权神圣的政治制度。一直以来，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是郊祀制度的衰落阶段，但通过考察粱武帝时期帝王亲祠和郊祀制度建设，则不尽然。梁武帝的亲祠依儒家礼经为据，走向定制：用辛、间年一郊。他亲祠还体现出儒家现实主义倾向，倚重政务。在郊祀制度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萧梁君臣引征礼经对郊祀制度进行论辩，涉及飨荐蔬果之辩、郊丘之辨、郊庙裸否之辩等问题，深化了儒学对制度的整合，从而使郊祀制度走向相对成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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