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     

“钟形罩”里的“看”与“被看”——普拉斯小说《钟形罩》的女性文化解读

《钟形罩》是美国当代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以女主人公埃斯特独特的眼光和身体洞察,感受＂父权制＂文化的虚伪、丑陋和专制,是知识女性充分利用＂看＂的权力,对不公平的社会文化的反抗和消解,是女性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埃斯特被精神分析、监控的身心体验揭示了女性个体在＂父权制＂政治权力下的＂被看＂和被客体化的社会地位。文章从女性文化视角解读《钟形罩》文本中＂钟形罩＂意象的涵义,揭示普拉斯悲剧的社会文化本质。＂钟形罩＂意象阐释为笼罩女性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的一切产物;＂看＂与＂被看＂象征了女性个人主体与社会文化权力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埃斯特在＂钟形罩＂里＂看＂与＂被看＂的权力较量彰显了女性主体性表达的强烈愿望和女性身体被政治文化客体化的尖锐矛盾。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应”“伊~”等并非附加式双音词

就学者新说中古诗歌中＂伊＂＂於＂＂为＂＂试＂等是词头,＂应＂＂已＂＂云＂＂来＂＂其＂＂取＂等为词尾的观点,文章从宏观与微观角度作细致准确研究,论定它们都不是附加式构词。得出结论为：＂伊~＂或表肯定和强调语气,或为判断系词;＂於＂为＂於乎＂之省,＂为~＂为泛义动词;＂试~＂或为动词＂尝试＂,或为副词＂姑且＂;＂~应＂为动词＂应当＂;＂~已＂或是＂以＂的通假,或为副词＂已经＂;＂~云＂,或是动词＂说＂,或为＂运＂的通假;＂~来＂为助词;＂其＂为助词,＂载＂是＂才＂的通假;＂~取＂为泛义动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人学构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的预测或构想是从人学的角度来进行阐释的：＂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未来社会的逻辑出发点;＂人的本质存在＂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构建未来社会的整体逻辑结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未来社会的逻辑归宿。     

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秧歌小戏广泛流行于山西各地乡村。相较于精英阶层参与的传统大戏,乡民创造的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亲密。清末民初,山西各地秧歌小戏由于较少官方介入,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秧歌小戏得到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作为民间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和乡民的思想情感。发掘秧歌小戏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乡村社会和民众观念,是秧歌小戏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族权、“伦常”道德与近代乡村的社会结合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传统中国汉文化区乡村社会,老一辈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给出一系列经典概括,如村民重视祖荫、＂差序＂的社会结合模式,以及以伦理为本位的村庄道德秩序。文章试图进一步揭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差序＂的社会结合理想模式下更多丰富而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本文所呈现的是除文化机制和权力机制之外,＂差序＂社会结合的内部动态关系,如纵向的分家与继替、横向的＂类＂与＂推＂,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主要是依靠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机制造就的＂势＂来实现的。     

“天人合一”观对华佗五禽戏的指导作用

＂天人合一＂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观念和精神内核,始终贯穿在华佗五禽戏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规范之中。＂天人一体＂是＂天人合一＂观的本体论和宇宙论,为华佗五禽戏提供了世界观的指导;＂天人相类＂是＂天人合一＂观的认识论,为华佗五禽戏提供认识论依据;＂道法自然＂是＂天人合一＂观的方法论,为华佗五禽戏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日本茶道的四大文化元素

日本茶道讲究摈弃悦乐甘于苦寂,潜心探究精神修炼之道。型、气、美、禅是其独特的四大文化元素。＂型＂为了摸索＂道＂而存在,是茶人通过百般冥思才能抵达的无形的茶道规则和境界;＂气＂是指主人和客人在茶室中对彼此的用心,以＂一期一会＂精神为最终形象,隐现了人与人相互尊重的精神;＂美＂是指原本不那么起眼的实用性茶具中所散发出的不拘泥、不刻意、不修饰的自然之美;＂禅＂是指从茶的感官特质、饮茶氛围或心境来看,茶与禅的静寂、幽玄、枯淡特性的相融相合。     

论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通过以《醒世姻缘传》为例探讨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发现：＂个＂可以分为量词＂个＂和非量词＂个＂,除了在个别特殊结构中必须显现外,非量词＂个＂前的＂一＂一般隐省。量词＂个＂前＂一＂的隐现与句法结构有关,＂一个＂或＂一个＋NP＂前没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必须显现;＂一个＂或＂一个＋NP＂前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可以隐省。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乡村社会的“贫困”形象及其思考

当贫困超出“物质匮乏”的含义时，很多人都无法规避它。新时期“三农”小说对乡村社会的贫困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贫困群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人穷志不穷”型；第二类是“人穷志也穷”型；第三类是“志穷人不穷”型。这三类形象反映了乡村社会部分农民在物质、精神、心灵、情感等方面贫与富的胶着状态。     

近代报刊"喉舌论"考辨

在近代报刊发展初期,自由主义是使“喉舌”获得自由的主义,“喉舌论”是使言论自由成为现实的理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变法人士的报刊“喉舌论”,首先是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民众以话语权,给民众以监督官吏、监督政治、监督社会、变法图强的政治权力;其次,他们还十分强调报刊“去塞求通”的“喉舌”功能,这是他们对启蒙民众,宣讲民主、科学的真理,沟通社会上下和国家内外信息以变革社会的话语制权的强调。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喉舌论”,则是要求其报刊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翻帝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喉舌”,掌控革命舆论的话语制权。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以明清以来山西庙会为中心的考察

庙会为乡村社会民众提供了一个享受休闲的独特公共空间.在庙会上,乡民将宗教信仰、身心娱乐、生计筹划、社会交往与享受休闲融为一体,全身心地利用和享受这一休闲空间.文章通过历史学、民俗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对话来考察传统庙会上乡民休闲的历史表象,旨在揭示近世乡村社会生活实态及其特质.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网络“偷菜”与现代人怀旧的社会学分析

现代文化的变迁导致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怀旧＂成了人们解决认同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立足于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就成年人的网络＂农场偷菜＂现象分析,结论认为这是一种现代人认同危机下的文化怀旧,呈现的是大众、平民、草根化、网络性的文化怀旧特点,表现出的是现代社会大众对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乡村文化的一种怀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乡村建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建设,边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乡村社会保障系统初步建立;＂二流子＂得到全面改造。边区的新乡村建设取得了成功,对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提供经验教训和参考。     

《夷坚志》中的“乡民”描写及其文化阐释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市民视角上,而基本忽视了对乡民故事的考察。南宋洪迈的文言小说集《夷坚志》中乡民人物类型众多,故事题材丰富,可谓中国古代小说乡民描写之集大成者。具体分析这些有关乡民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基数最大的这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我国民间社会的教化观、信仰观和道德伦理观。     

“从当事人的观点”——换一个角度看民间欣赏二人转

＂他们＂即普通民众与＂我们＂即精英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员看二人转的文艺观念是不同的：＂我们＂从认识、教育和审美的角度看二人转和看＂他们＂看二人转;＂他们＂则是从他们的情感需要看二人转。＂从当事人的观点＂看,＂他们＂在二人转的观赏中,既获得了情感的宣泄,又获得了情感的欢乐。二人转虽然在表演上有粗鄙、粗俗、粗陋的东西,但是＂他们＂所得的并非是这些,而是经由这些观赏得到了情感的释放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