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多元供给主体中的角色分析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多元供给主体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蓬勃发展及其鲜明、突出的公益属性,为其“角色”扮演提供可能性;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转型为其“角色”扮演提供现实性;最后,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供给中的行为表现表明了其 “角色”的重要性。     

试论慈善组织的福利供给

慈善组织与社会福利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和关系,是社会福利供给的重要主体,慈善福利具有人道性、选择性、多样性和无偿性等特点.在福利供给中,慈善组织扮演着福利生产者、筹集者、输送者和分配者等角色,发挥着募集慈善资源、实施慈善救助、嫁接慈善桥梁和传播慈善文化等作用.     

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职能与合作

建立一个供给主体多元、功能互补、职责明确、有效合作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解决中国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的关键。基于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阐释,理顺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政府、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机构各自的角色和职能,探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政府与营利机构的合作逻辑,可以为提高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合作效率提供理论参照。     

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分析及其构建研究

农民工自组织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路径之一。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具有初级的社会关系网络、非制度化和羸弱的组织化特征。通过发挥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正态效应,从自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来构建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提高城市农民工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从而达到农民工与城市发展和谐共进的目的。     

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分析及其构建研究

农民工自组织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路径之一。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具有初级的社会关系网络、非制度化和羸弱的组织化特征。通过发挥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正态效应,从自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来构建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提高城市农民工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从而达到农民工与城市发展和谐共进的目的。     

论职业福利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雇主向雇员提供免费的或低收费的住房是职业福利的体现.当前农民工的住房主要由雇主来提供.雇主提供的住房也存在着人均面积达不到城镇平均标准、配套设施不健全、“家居化”缺失以及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带来的全方位“规训”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的住房福祉水平的提升.职业福利无法代替政府的社会福利行为.因此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既需要用人单位以职业福利的方式予以保障,更需要政府对农民工的住房福利给予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组织整合路径

深入分析农民工具体务工与生活实践，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依托多重组织整合，其组织整合深嵌于产业形态、关系结构、精英连接及有效治理需求，因而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关系基础、人力资本及制度基础。不同于传统主流的“权利—冲突”视角，基于“功能—融合”角度，探讨在多重组织体系下农民工群体与当地村民及基层政府的主体互动样态，揭示农民工内部互助、社会交往扩展及其社区归属感培育的实践机制。从流入地基层治理而言，多重组织体系的形塑成为地方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降低与分散了农民工个体的协调成本，最终实现“以外管外”的治理秩序。     

发展与社会参与：解构城市新贫困社群福利供给的危机——关于湖南省长沙市城市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状况的反思

当前城市新贫困社群业已成为政府亟需关注与福利的主要城市人群。对城市新贫困社群的关注，不但涉及对其生存权益的福利供给，还应当涉及其发展权益和社会参与的权益，以形成一个联动的体系化福利供给链条。本文基于湖南省长沙市区442户新贫困社群的基础调研，解构了城市新贫困社群形成的基本原因，认为当前政府没有采用三权益综合的方式进行福利提供，是造成福利供给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建议政府加大对发展权益与社会参与权益的福利提供力度，优化政府的福利的供应效率。     

当前农民工的社会诉求研究

本研究考察了当前农民工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重点描述了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以及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工对社会和国家的有怎样的诉求。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和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相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政府供给出现了低效率和无效率,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当多元化,借鉴国外的经验,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是唯一的,从组织形态上看,农村社区、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必须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充分调动各种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步伐。     

中国社会福利变迁下养老服务中非营利民间组织的发展

中国从20世纪末开始了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在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之下,养老服务体系已进入以社会化为重要特征的重建阶段,西方社会福利私营化等新的福利理念及实践对中国福利改革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专业化已成为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和实务操作的主要去向,非营利民间组织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其地位可从效率和责任层面以及人文主义和成本效益层面来理解.政府应从对非营利民间组织的政策扶持和民间组织建立评估机制这两个主要的制度方面着手积极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和外部监督的现状与问题

2005年以来,虽然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已由无所适从到逐步完善,但有关该类组织的性质界定、制度建设和管理监督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内控制度真空,会计核算失范,人员素质不足,外部监督流于形式等问题亟待改善。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小规模的组织走会计服务柜台化的道路,政府进一步培育良好的公共鉴证市场,以利于外部监督的加强。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再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正视此问题,寻找其根源,并积极探索化解之路更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依然缺乏,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依然缺失,这主要是由制度＂瓶颈＂问题,地方政府、用人单位、农民工自身三大主体顾虑太多以及不科学的思想观念造成的。从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素质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农民工住房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农民外出打工,一部分迁徙至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部分从本地农村迁往本地城镇,形成了一群特殊的群体——农民工。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民工群体的日渐庞大,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从住房保障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和进展,对政府、企业所在试点范围形成的农民工创新住房保障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为如何解决当前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提供参考。     

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分析

农民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不论从哪种理论来讲,都应该覆盖这一群体,但事实恰恰相反。原因何在?文章试从保障体制、保障观念和对人力资本的错误认识方面展开分析,探求阻碍农民工社会保障到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浅析民间组织在农民工维权中的作用

当前,农民工维权问题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国家农民工管理制度滞后以及农民工自身原因。针对这两个问题,国家在积极探索农民工管理制度,并且专门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案例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去探索新的管理渠道,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组织,参与到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中来,让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规范下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预防”、“盯防”、“消防”的作用。     

新一轮“民工荒”下的农民工就业动机新特征

通过分析＂民工潮＂到新一轮＂民工荒＂的发展历程,认为明确农民工的就业动机是解决以农民工结构性短缺为实质的新一轮＂民工荒＂的重要前提。利用＂需求层次论＂、＂公平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的就业动机新特征,认为农民工开始注重社交、尊重、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及与城市工人和其他农民工进行比较后的相对报酬所得。并提出政府、企业可以采取满足农民工就业动机的一系列对策,以实现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     

农民工生存现状与和谐城市构建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工潮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大势所趋。随着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加快,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人数逐渐增多,已经事实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生存者的一员（社会阶层）。但在城市GDP大幅增长的同时,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现实生活方面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同题应当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只有真正做到农民工在政治权益、经济待遇上的公平、公正,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压制、矫正与赋权：社会工作与农民工治理术的理路

农民工问题需不需要治理已经不再是问题,如何治理才是真正的问题。本文援引福柯治理术的概念,探析权力技术、自我技术与社会工作的同源性,进而论证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术的合理性。以此为关照铺陈了建国以来国家、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工作等主体单独或交叉对农民工实施的治理状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农民工治理术可分为三个阶段：“劝止、防止、制止、强制”的软硬兼施的治理术;“安抚、教育、治疗、矫正”的内外交互的治理术;以及未来治理应该诉诸于“赋权”与“行动”的治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