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定离婚标准的分析研究

婚姻作为人类社会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家庭伦理道德的缩影。离婚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方式，最直观地体现出人们对于爱情、家庭、婚姻、子女、财产等诸多问题的综合考量。法律对于离婚标准的认定，是收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作者努力立足离婚现实状况趋势，剖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本质问题，试图从法定离婚标准存在的问题着手，尝试提出完善法定离婚标准的探索性建议。     

海峡两岸离婚制度比较

<正> 离婚制度是当代各国重要的法律制度。海峡两岸四十年来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因此在离婚制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两岸人民往来日趋频繁,相应出现的婚姻法律问题也不断增加。因此,开展对两岸离婚制度的比较研究,无论从理论或现实意义上看都是必要的。     

《民法典》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法理阐释与规范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首次增设了“离婚冷静期”制度,旨在为轻率、冲动离婚提供“缓冲带”。从法理层面考察,离婚冷静期作为平衡婚姻关系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法律制度,构成对离婚自由的合理限制,符合现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逻辑表达。从现实层面考察,离婚冷静期制度与我国轻率离婚频发的实际情况存在耦合,是建立完整、科学离婚法律制度的内在需要。为促使我国婚姻法律制度不断走向科学与完善,须在探究离婚冷静期法理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当前离婚冷静期制度予以优化,以实现其保障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诣旨。     

离婚习惯的实证研究与离婚制度的若干反思

离婚制度最终会影响民众的离婚观念和行为选择,同时离婚观念也可为离婚制度的完善起到借鉴作用。针对离婚法律制度实证研究的不足,我们对民众离婚的观念、离婚程序的选择、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离婚后男性和女性生活水平的变化及离婚对再婚的影响等六大类问题进行了上千份问卷调查。面对当前不断增长的离婚态势、不同人群的离婚观念和不同性别的离婚结果,法律有必要在离婚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寻求价值平衡,引导人们树立积极健康的婚姻观念,改变目前过分自由的离婚制度,增设"离婚考虑期",加大离婚的救济力度,实现离婚的实质公平。     

破解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难的法律对策新探

因婚姻不忠行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起诉离婚的是离婚案件中的典型情况,无过错一方在起诉离婚的同时要求有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也不在少数。由于我国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造成诉讼过程中频频出现举证难、认定难和赔偿难的问题。为此,应当从法律制度和审判机制入手进行改革,通过完善我国婚姻法相关内容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机制,使法律救济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切实解决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难的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与保障。     

社会距离视角的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问题探析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伴随城乡文明的碰撞,其城市交往问题日益凸显。青年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深刻地影响了青年农民工的城市交往。社会距离视角下,从制度构建与政策支撑、社会关怀与支持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调适等多方面对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进行关注,有利于推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以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为视角

离婚经济补偿是离婚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确认家务劳动价值、补偿家务劳动付出、弘扬夫妻互助、增进妇女和儿童权益等多重法律价值。创新和发展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论研究,明晰离婚经济补偿之婚姻利益理论、人生计划权理论及劳动价值理论等理论基础,有助于完善当下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适用范围、请求期间和补偿数额等方面的不足,更有效地发挥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利益平衡价值,维护妇女和儿童权益。     

当代青年农民工婚姻现状考察——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

以实证方法对当代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现状进行全面考察,结果显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他们的婚姻问题凸现,影响其家庭稳定的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解决青年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正确引导,消除城乡二元体制。     

对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评价及完善设想

离婚是指配偶在生存期间,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它是除配偶死亡或宣告死亡之外较为经常地终止婚姻关系的形式。古今中外的立法者都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等,制定出相应的离婚理由以决定什么样的婚姻可以离异或必须离异,而不再赋予其婚姻的效力。所以说,法定离婚理由是离婚制度的核心,它反映了立法者对离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表明了离婚立法的进步或落后程度。     

解析当代农民工的“中国式离婚”——对安徽省966例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安庆市农村966例农民工的离婚情况进行调查,解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离婚的深层原因.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女性独立人格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流动使农民的"眼界距离"不断加大以及农民工离婚环境较为宽松等是农民工离婚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文化环境的若干对策:(1)帮助农民工确立自我认同感,创新自我认同方式;(2)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3)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的认同度和包容度;(4)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5)加强法律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城乡统筹视域中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的思考

中国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但是,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上却有些问题不容回避,包括立法、执法保护、司法救济等。因此,应加快与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健全执法保障和司法救济。     

农民工法律地位初探

由于我国当前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对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和相关权益的保障不够,导致了农民工歧视等大量法律问题的出现,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从法律上确立农民工的合法的主体地位,并对其予以相应的法律保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法制进程.     

完善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

为了解决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采取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对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进行研究,最终从提高立法位阶、完善立法体系、加强执法力度三个方面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相关立法建议。     

民工工资支付问题立法研究

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愈演愈烈,严重践踏了民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破坏了劳动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对法律的公信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应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规定的形式进行立法,构建专门的民工工资支付法律制度,用法律铁腕整治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调查与对策

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现状的调查表明:整体而言,农民工缺乏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倾向于选择医院为自己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生活压力和生活质量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大,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对其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小。两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有所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意识略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对由互联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需要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最关心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差异。调查结果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属于可通过预防解决的一般心理问题,如及时发现并给予预防,则可以妥善解决,相关机构应致力于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加强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理解;并依据两代农民工的特征,通过多种渠道为其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没有及时通过劳动政策与法律对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的地位进行确认。可以说,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目前农民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他们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加强,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才开始调整与农民工的关系,视其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出回应。     

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从城市公共服务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现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农民工,且不断改革和完善;消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供给不足,且仍然与市民有别.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扫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由中央财政对劳动力输入地城市进行适当补贴;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制度供给滞后背景下的体制缺陷——以转型期难以实现权利的农民工为例

透视农民工在城里务工所遇到的工资、人身伤害、社会权益、社会阻隔等多方面的工作和生存环境问题,揭示出社会转型期"二元制"经济结构的严重滞后性所导致政策的普遍价值的缺损;反映了在经济体制转轨之后,随着权力的转移,部分权力运用的失控,市场与法制难以兼容,市场对法律条文的挑衅;显示出农民工在被边缘化的状态下权益及利益难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