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建构研究

新时期,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利益问题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的利益保护问题,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成为解决农民工利益问题的关键。面对农民工利益表达意识缺失、表达能力弱、表达组织不健全以及表达渠道狭窄与表达方式非理性化的现状,结合我国现有制度化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问题,健全人大、政协、工会、信访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农民工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对于我国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农民工利益政治表达机制刍议

农民工利益保障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完善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力、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意义深远。农民工利益的政治表达受到制度、组织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制约。必须建立农民工有效表达利益的诉求机制、保障机制，构建完善农民工素质的综合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抑制性因素及其化解理路

在进行利益表达时,因短缺的表达资源、狭窄的熟人社区、困境的集体行动以及断裂的信任链条,新生代农民工不愿、不想、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与利益要求,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影响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行政政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为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结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改革政府职能、加快社会流动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抑制性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的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群体特征和自我定位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社会保险发展的阶段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社会保险建设方向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应遵循适量、适度的原则．以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和负担能力为出发点,合理规划社会保险体系的结构和内容。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转型期,基于身份再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政治"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和非均衡性。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利益导向性与空间交叉性。但是,源于因身份而形成的代际传承、制度保障乏力以及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等方面因素,这种参与在实践中面临参与不确定与参与绩效低下等多重实践困境。为此,需要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角度进行城乡统筹、系统化的导向权利型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并以"新四化"建设为契机,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身份困难",从而为全面消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循序全面实现人民主权所规导的"公民政治"创造条件。     

工会: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组织选择

针对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平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当体制内的组织不能为农民工利益表达提供平台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非制度化的组织,但这不利于其群体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工会作为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具有更多优势,是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的必然选择。     

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建构

政治参与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其政治权利所依托的最重要路径。然而,身份的双重性、地位的边缘性以及生存的半城市化性,使其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上仍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因此,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与和谐。文章从制度设计方面提出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思路,对进一步优化其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频度和效度,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政治参与关系略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不高,既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他们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提高。针对其素养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理清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公民素养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理,以实现清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障碍,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业心理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新环境中就韭现状并不乐观。本文分析了当今社会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及其心理特点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措施,从而有效地指导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比较低,具体表现为政治认知水平不高、政治情感意识不强、政治信念不够坚定、政治参与不够充分与规范。究其原因,既有农民工自身方面的,也有政府政策层面的、用人单位方面及社会方面的。在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从个人、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四个方面努力,共同推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社会化顺利进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理研究

立足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通过调查分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思想现状和行为现状,概括该群体的特点和面临的一些问题,具体从社会保障制度、市民化素养提高、城乡群体心理鸿沟弥合、职业角色和身份定位、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性机制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教育探析

针对＂民工荒＂凸显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提出应从五元一体的投入机制、职业培训项目的设计以及职业培训、就业与市民化三位一体三方面入手,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新生代农民工: 生活在城市的推拉之间

文章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解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却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之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歧视造成的“推力”过大、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拉力”过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外紧张关系

从内在角色、外在视角,内在公民、外在权利,内在风险、外在制约来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的困境。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偏见,大多是持外在视角使然。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公民与权利外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外在制约,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内在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

基于2010年8月在厦门市对近千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现状。研究发现：（1）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其中,生产方式的适应性最强,紧接着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心理归属,而对语言的适应性相对较差;（2）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文化适应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性别、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有务农经验、外出打工时间、每天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月消费水平和对工作满意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惰距的特征,进而导致了市民化路径和村民化路径两种不同的文化适应路径,选择市民化路径、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惰距,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及对策研究

阐述了教育培训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剖析了教育培训存在机制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培训内容不切实际、培训方式缺乏灵活性、对培训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指出加快教育培训法制化进程,多方位筹措专项教育培训经费,加强培训基地及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育培训内容和培训手段等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