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红楼梦》英译中的意译与直译——霍克斯与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策略比较

在翻译《红楼梦》时,霍克斯与杨宪益、戴乃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霍克斯主要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即采用翻译理论中的归化方法,将两种不同文化融合到一起,使作品内容以更加愉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而杨宪益、戴乃迭主要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将中国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西方读者.     

从功能对等角度探讨《红楼梦》习语翻译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古典文学巨著，其语言精辟，但理解难度较大，尤其是体现浓厚汉文化的习语的翻译给中国的翻译者造成极大困难，但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英译版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译者们在翻译带有文化特色的习语时势必探悉负载其中的文化信息及英汉习语的对应语义关系。本文比较分析《红楼梦》两英译本中的习语翻译，从而例证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只要达到功能对等、不影响本土文化信息的传递就是成功的翻译。     

翻译生态视域下的后殖民翻译解读与建构

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日益频繁,以强势国家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对以弱势国家为代表的弱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日益凸显,这种文化霸权破坏了文化交流的平衡,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有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有必要构建和谐翻译生态观,并在此指导下进行和谐的翻译活动。     

基于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委婉语英译模式研究——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霍克斯在《红楼梦》的委婉语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策略,这些策略都可以在功能翻译理论中找到依据。霍克斯的翻译诉求表现在尽责于作者、尽责于读者并尽责于文本的“译者三责”。为达意旨,霍克斯采用了化“它形”为“己形”的策略对东西方文化意象迥异的委婉语,霍克斯使用零翻译或模糊替代的翻译策略;对具有“文化空白”的委婉语,霍克斯采用了形象替代、扩展式注释、直译等翻译策略。霍克斯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着眼于缩短读者与译文在文化和语言上的距离,强化译文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使其更好地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红楼梦》的普及和传播。     

《红楼梦》“红”字的翻译文化比较研究

《红楼梦》中,仅仅一个＂红＂字就出现过许多次,人名、书名、地名、词曲和诗词中反复出现。而＂红＂字的涵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对其翻译构成巨大挑战,从巴斯奈特领军的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活动中文化传递的主张来看,杨宪益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更多的采用异化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而西方翻译家霍克斯受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更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     

文化霸权下的近代中国翻译

在后殖民理论中,文化霸权与翻译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强势文化往往通过翻译来达到输出霸权文化,实现殖民的目的,而弱势文化则只能消极抵御霸权文化,并最终受到其破坏和颠覆,亦或失语。本文试图以我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翻译史为例,阐述文化霸权对翻译的决定性影响及翻译如何抵抗霸权文化入侵。     

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看《红楼梦》翻译中的言象意转换

《红楼梦》中的“意在言外”“言不尽意”“言近旨远”等言象意特征体现了中国文化形简神远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无意识对文学创作者的熏陶.在《红楼梦》翻译中,杨宪益采用了异化为主的言、象、意转换策略,达到了尽量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而霍克斯则采取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实现了其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目的.究其根本,《红...     

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之辩——读《从Naiad客串潇湘妃子谈起》有感

本文针对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所采取的归化策略实为"文化霸权"意识的论断,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其运用的特定语境,文化传播中翻译策略的取舍应根据译文读者适当调整。译者有传播文化的使命,但文学翻译不可作为纯粹的文化宣传之作。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是提高本土文化机体的免疫力,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要素。     

从红楼梦英译文看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对它的翻译涉及到很多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的难点。这篇论文主要援引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以及美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对《红楼梦》翻译的版本以讨论他们关于文化内容,习语典故,诗词,以及人名等方面的翻译方法。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与追寻

鲁迅的大量著述表明,他始终在思考并追寻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鲁迅是从“文化背景”和“生存境遇”出发来展开他的思考的,日本、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欧美这三个地区在他的思考中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所在。鲁迅针对这三个地区所在地域的文化背景与中国同亦有别,其国家的生存境遇与中国别亦有同,对中国现代文学走进这三个地区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信仰维度

文化自觉必须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其鲜明标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信仰的确立。以践行中华民族文化信仰推进文化自觉,首先美我中华民族之美,进而关他民族之关,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践行民族文化信仰主要包含以下依次递进的基本环节,即由民族情感生发而起,通过确立民族自信心以为实践发轫点,完善作为其灵魂的民族信仰之信义,以及坚定作为其意志品质的信念,达到虔信笃行的知行合一的崇仰实践;进而在国家社会层面树立和实现其总体价值目标即民族理想,并拓展到和谐世界的天下情怀。     

论俄侨作家阿尔弗雷德·黑多克的短篇小说

黑多克作为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与风格.作品浸透着作者对俄罗斯前途的担忧、对俄罗斯侨民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百姓的同情和对中国文化的谙熟与深爱.同时,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创作视角与具有中国韵味的写作风格.作品中提出并思考的种种人生哲理问题,对当代社会也不无启迪.     

马克思的“峡谷论”及意义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人类学和俄国公社的研究,对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特别是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对这一理论的提出过程及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探析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的阻碍因素和出路

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 ,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现实问题 ,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导致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不能与原住民真正融合、同化的因素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可能随着同化而很快消失 ,华人在融合于当地文化的同时 ,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放弃原有传统文化。求同存异 ,共促发展是印尼华人的出路所在。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字和汉籍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主动去吸收这些在生活中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的深奥的汉文化思想？这是过去东亚汉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汉籍与“马”的传承关系出发对日中两国的史料进行钩沉后可以发现,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东亚各民族正是通过诸如《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体会到汉字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迈出了学习儒家经典、积极输入汉字文化思想的重要一步,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主的文化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整体性审视

作为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民族化.变革中国社会的"问题域"是联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中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构成了变革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高度概括,‘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即对"三大基本问题"的不断解答.     

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针对俄国社会的特殊情况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这一理论对于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东方落后国家未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结合马、恩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分析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基本国情和主要任务,从而明确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咸同之际粤督劳崇光处理劳工出洋问题论述

掠夺中国廉价劳动力是近代殖民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种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沿海一带由外商操纵拐卖劳工的“苦力贸易”泛滥。1860年前后两广总督劳崇光在打击拐卖活动的同时,在没有征得咸丰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承认华工出洋承工合法化,并逐渐建立了规范劳工出口的“广州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工出国的现状,也为清政府往后制定劳工政策提供了范本。